王亚樵真传

    七、北顾延河非孤云（2）

    “说实在的，我也是兜比脸干净，身无分文。但是，这件事意义重大，我虽然不能打包票，也要试一试。三天后，咱们在这里再见。”

    说吧，王亚樵起身先走了。

    三天后，王亚樵将一张上海商业银行的支票，交给华克之。华克之接过来一看，十分惊诧，竟有7500元；支票上面，还有英文签字。“王九大哥真是神通广大啊！”

    秘密印刷厂开业后，为了答谢王亚樵，陈惘之邀请他去参观一下。王亚樵摆摆手，既不想知道具体地点，也不愿意了解有关情况。他意味深长地说：“祝它长寿！”

    王亚樵漫步西江，看潮起潮落，望舟来船往，思前想后，唯一的去处，只有遥远的陕北高原，但是，过去曾经谢绝人家好意，无形中，与他们之间竖起了一堵高墙，关山万里，如果贸然前往，人家不予收留，自己的这张老脸倒是其次，拖家带口十几人，上天天不应，下地地不留，可怎么办呢？

    9月27日，他与王亚瑛、郑抱真、余亚农等人，乘坐快艇，直奔李圩子，向刚刚返回苍梧的李济深求教。听完他的倾诉，李济深仰起脖子，哈哈大笑。

    “任公，难道我的想法太幼稚，值得嘲笑？”王亚樵满面羞红，只有被烟头烫出的麻子泛着白光。

    “不不不，老九啊，你误会了。”李济深站起身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解释说，“我不笑你别的，单要笑你这个天不怕地不怕、阎王爷都不怕的猛汉子，怎么在这个问题上优柔寡断呢。”

    接着，李济深现身说法，谈了自己与“不打不相识”的曲折经历。他说：“我与的许多领导人，都曾经团结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旗帜下，一起反封建反军阀反对帝国主义，与有些人还在一块共过事，有的还是好朋友。我与现在的一把手，认识得很早。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他是湖南代表，会议期间，他当选为中央候补执委。当年，我是中山先生亲自任命的粤军一师师长、西江善后督办。记得在2月上旬，大会结束后，他离开广州之前，到湖南乡贤谭延闿（“一大”24名执委之一）处辞行，正巧，那天我在谭先生家拜访。因此，我们两个人就相识了。我与周恩来，关系更近一些。黄埔军校成立后，我是教练部少将主任，后来做了副校长；周先生刚从法国归来，担任政治部主任。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粤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我任军长，并晋升为陆军上将。10月，我率领四军参加第二次东征，周先生是政治部主任。可以说，我俩共过患难。但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后来，由于国共两党政见相左，我们这些人不得不各为其主，展开生死搏斗。‘四一二’之后，全国清党，蒋介石率先在上海大开杀戒，三天后，也就是4月15日，我在广州坐镇指挥，全力跟进。后来，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和秋收起义部队，都是由我派军队‘围剿’而失败的……可以说，我的双手沾满了人的鲜血。但是，这些年来，我逐渐意识到，蒋介石才是中国的独裁者，才是中国前进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道理很简单，独裁是民主的敌人。独裁者君临天下，在他的眼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除了他是人，其他的人不是他的走狗、奴才，就是他的敌人。以一己智慧而牺牲天下智慧，以一己财富而鲸吞天下财富，不反他何言公理？何言人权？1935年7月，我在香港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成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提出了‘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人民政权’的口号，得到支持。前不久，他们派人来做统战工作，毛先生还给我写信，表示：‘甚愿按照新的斗争纲领订立新的协定，共同向着抗日救国目标致其最精诚之努力。’王九先生，你看看，我与都能言归于好，你帮助他们做了那么多事情，他们能拒你们于千里之外吗？”

    “听了任公一席话，真是胜读十年书啊！”王亚樵的心情，像雷阵雨之后，立刻明朗。在座的人，也是欢欣鼓舞，每个人的眼神里，都充满了希望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