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樵真传

    七、北顾延河非孤云（1）

    连日来，王亚樵表面上照吃照喝照睡照打麻将，没事的时候还会化装，与“哼哈二将”一起，到西江边上走一走，看看南国风景，可是，他的心底却像滚滚东去的西江水，从来没有平静过。

    余立奎被抓，让王亚樵深感意外。离开香港，他还坚持给余家按月寄去生活费，不少人表示反对，认为这样做，会暴露目标，引火烧身。王亚樵却语重心长地解释说：“钱多钱少不重要，重要的是革命情谊。立奎是我的人，跟我多年，为反对‘草头蒋’做了许多贡献。现在身陷囹圄，我们岂能自顾个人安危，与他断绝联系？我也知道，军统特务的嗅觉很灵，但我们在广西这个独立王国，他们即使知道了，又能怎样？又敢怎样？……如果没有戴笠的严密保护，我早叫‘草头蒋’去见阎王爷了。这个家伙真可恨！假如，有朝一日，你们这些弟兄，谁遭到了军统特务暗害，我一定把账记在戴笠头上，向他讨还血债；要是我有个三长两短，你们也要想方设法，在十年之内，替我报仇雪恨，叫戴笠不得好死！”

    随后，他还给身在香港的陈铭枢、蔡廷锴等人去信，请他们代为筹集巨款，想办法将余立奎从监狱里“捞”出来，但泥牛入海，未见回音；他又去找回乡闲居的李济深商量，李济深自己没有这个力量，亲自跑到南宁向李宗仁游说，也没有筹到……

    梧州景色好，绝非久留地。下一步，到哪里落脚呢？香港、上海，都是险地；南宁投靠了南京，眼下虽然没有问题，长久可不好说。思来想去，只有听取郑抱真、余亚农等人的劝告，走最后一步棋，到反蒋最为坚决的延安，投奔。

    可是，他们能够收留自己吗？

    说起来，王亚樵与已经打过多年交道，还多次为地下党雪中送炭。

    1924年3月，李立三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以后，直接来到上海，担任上海地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记得立三同志与先兄亚樵常常谈论到深夜。王亚樵发动上海工人、学生、市民反对曹锟贿选，曾得到立三同志的很大支持。而组织‘上海劳工总工会’，也是亚樵与立三同志合作，劳工总会骨干多由立三同志推荐、选定。”王述樵曾经回忆说。

    王亚樵的忘年交陈惘之是地下党。经他介绍，王亚樵的干女儿尹彭杰也加入了党组织。当时，陈惘之没有正式工作，妻子是沪西小沙渡一家外资纱厂的工人，收入微薄。一家三口，住在劳勃生路（今普陀区长寿路）的岳母家。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实在揭不开锅，他就会找王亚樵求援，而王亚樵总是有求必应。为了不增添他的思想负担，给钱的时候，王亚樵还不无黑色幽默地声明：“我的钱也是骗来的，你只管用，不必还。”

    1931年4月，王亚樵受西南派委托，正在谋划刺杀“草头蒋”。一天，李克农通过陈惘之，秘密约见王亚樵。虽然两个人并不认识，但王亚樵早就知道，李克农是安徽巢县老乡，比自己小10岁，在上海滩，李克农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来头不小。

    在一家茶馆，两个人对面而坐。李克农憨厚得像一个农民，但充满内秀，对王亚樵的经历了如指掌。他带来了党组织的一封邀请信。王亚樵打开一看，信不长，但很有分量，先是充分肯定王亚樵疾恶如仇、敢打敢拼的反蒋风格，然后提出两条建议：一是请他去江西苏区，参加革命部队；二是请他加入地下武装，并出任负责人。

    李克农说：“一个好汉三人帮，一个篱笆三个桩。对于手握百万雄师的蒋介石，单靠个人力量，难以奏效。不知道王大哥意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