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樵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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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北顾延河非孤云(1)
    七、北顾延河非孤云(1)

    连日来,王亚樵表面上照吃照喝照睡照打麻将,没事的时候还会化装,与“哼哈二将”一起,到西江边上走一走,看看南国风景,可是,他的心底却像滚滚东去的西江水,从来没有平静过。

    余立奎被抓,让王亚樵深感意外。离开香港,他还坚持给余家按月寄去生活费,不少人表示反对,认为这样做,会暴露目标,引火烧身。王亚樵却语重心长地解释说:“钱多钱少不重要,重要的是革命情谊。立奎是我的人,跟我多年,为反对‘草头蒋’做了许多贡献。现在身陷囹圄,我们岂能自顾个人安危,与他断绝联系?我也知道,军统特务的嗅觉很灵,但我们在广西这个独立王国,他们即使知道了,又能怎样?又敢怎样?……如果没有戴笠的严密保护,我早叫‘草头蒋’去见阎王爷了。这个家伙真可恨!假如,有朝一日,你们这些弟兄,谁遭到了军统特务暗害,我一定把账记在戴笠头上,向他讨还血债;要是我有个三长两短,你们也要想方设法,在十年之内,替我报仇雪恨,叫戴笠不得好死!”

    随后,他还给身在香港的陈铭枢、蔡廷锴等人去信,请他们代为筹集巨款,想办法将余立奎从监狱里“捞”出来,但泥牛入海,未见回音;他又去找回乡闲居的李济深商量,李济深自己没有这个力量,亲自跑到南宁向李宗仁游说,也没有筹到……

    梧州景色好,绝非久留地。下一步,到哪里落脚呢?香港、上海,都是险地;南宁投靠了南京,眼下虽然没有问题,长久可不好说。思来想去,只有听取郑抱真、余亚农等人的劝告,走最后一步棋,到反蒋最为坚决的延安,投奔。

    可是,他们能够收留自己吗?

    说起来,王亚樵与已经打过多年交道,还多次为地下党雪中送炭。

    1924年3月,李立三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以后,直接来到上海,担任上海地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记得立三同志与先兄亚樵常常谈论到深夜。王亚樵发动上海工人、学生、市民反对曹锟贿选,曾得到立三同志的很大支持。而组织‘上海劳工总工会’,也是亚樵与立三同志合作,劳工总会骨干多由立三同志推荐、选定。”王述樵曾经回忆说。

    王亚樵的忘年交陈惘之是地下党。经他介绍,王亚樵的干女儿尹彭杰也加入了党组织。当时,陈惘之没有正式工作,妻子是沪西小沙渡一家外资纱厂的工人,收入微薄。一家三口,住在劳勃生路(今普陀区长寿路)的岳母家。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实在揭不开锅,他就会找王亚樵求援,而王亚樵总是有求必应。为了不增添他的思想负担,给钱的时候,王亚樵还不无黑色幽默地声明:“我的钱也是骗来的,你只管用,不必还。”

    1931年4月,王亚樵受西南派委托,正在谋划刺杀“草头蒋”。一天,李克农通过陈惘之,秘密约见王亚樵。虽然两个人并不认识,但王亚樵早就知道,李克农是安徽巢县老乡,比自己小10岁,在上海滩,李克农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来头不小。

    在一家茶馆,两个人对面而坐。李克农憨厚得像一个农民,但充满内秀,对王亚樵的经历了如指掌。他带来了党组织的一封邀请信。王亚樵打开一看,信不长,但很有分量,先是充分肯定王亚樵疾恶如仇、敢打敢拼的反蒋风格,然后提出两条建议:一是请他去江西苏区,参加革命部队;二是请他加入地下武装,并出任负责人。

    李克农说:“一个好汉三人帮,一个篱笆三个桩。对于手握百万雄师的蒋介石,单靠个人力量,难以奏效。不知道王大哥意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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