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勒吉所提倡的“友爱革命”是支撑他与当时的左右两种集权主义进行激烈斗争的战斗的理论。
战后，眼看着就要当上首相但却被解除公职的鸠山一郎在闲暇之中读了卡勒吉的著作，他翻译了自己深有同感的《友爱革命》一书，并冠以《自由与人生》之名出版了。在尖锐的批评者、曾经反对过军部主导的计划经济（统制经济）的鸠山一郎看来，这本书中的理论体系最能够对抗战后席卷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势力（社会、共产两党或工会运动）并建立健全的议会制民主主义。
鸠山一郎提出“友爱”来作为建立党人派鸠山政权的旗帜，一方面是为了与势力增强的社会党和对抗，另一方面是为了打倒官僚派的吉田政权。在他所写的《友爱青年同志会纲领》（昭和二十八年）中明确表明了这一点。
“我们在自由主义的旗帜下为了友爱革命挺身而出，排除左右两翼的极端思想，朝着实现健全明朗的民主社会以及建设自主独立的文化国家的目标迈进。”
他的“友爱”理念作为战后保守政党的底流一直保持着生命力。经过六十年安保之后，自民党转而开始实施劳资协调的政策，这成为支撑日本高速经济增长的基础。这一政策的象征是昭和四十年（1965年）被作为纲领性文件制定的《自民党基本宪章》。
在该宪章的第一章“人的尊重”中写到，“人的存在是尊严的，这本身永远是目的而绝非手段”。在宣扬与劳动运动融合的《自民党劳动宪章》中也有同样的表现。这明显是受到了鸠山一郎友爱论的影响从卡勒吉的著作中进行的引用。这两部宪章都是由为建立鸠山、石桥内阁作出贡献，并且作为池田内阁的劳动大臣为日本确立了劳资协调路线的石田博英所起草的。
自民党一党支配的终结与民主党的立党宣言
战后，自民党与国内外的社会主义阵营进行对峙，为实现日本的复兴以及高速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功绩，这值得作出历史的评价。但冷战结束之后日本政治仍然维持着将经济增长本身作为国家目标的惰性，一直未能在变化的时代环境中将政策重点转到如何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上来。另一方面，政界、官僚以及经济界的相互勾结所带来的政治成了自民党的宿疴。
我在冷战结束时痛感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自民党的历史使命已经终结，有必要建立一种新的责任势力。于是我离开了祖父所创立的自民党，参加了新党先驱，后来我自己又作为党首建立了民主党。
平成8年9月11日“（旧）民主党”成立，其“立党宣言”中这么写道：
“我们希望从今以后‘友爱’精神能够成为社会的基础。自由容易导致弱肉强食的放纵，平等则有可能堕落为‘枪打出头鸟’式的坏平等。友爱能够克服这两种过激行为，但在至今为止的100年中却受到了轻视。这是因为20世纪之前的近代国家急于将人作为国民来动员，故而只是将人作为大众来按斤论两地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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