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听说过春秋时期臧文仲辅佐其君上的故事，对于能尽臣礼事君上的人，他像孝子侍奉父母一样对待；对不修臣下之礼的人，他诛杀起来就像鹰鹯扑杀鸟雀一样狠辣无情。夏阳侯本出于轻薄，志向邪恶古怪，学术也没有家法师承⑤，却妄自开讲舍、招学生，实际是在和奸党聚会。窦瓌轻忽天子威严，侮慢皇家制度，甚至擅作巡狩封禅之书，妖言惑众，如此不道行为，应当受到诛戮。然而职责所在的官吏却营私舞弊，对此不闻不问，毫不考虑国家利益。“涓流虽寡，浸成江河；爝火虽微，卒能燎野。履霜有渐，可不惩革？”为了防微杜渐，应常以西京吕产专权窃国之害、王莽篡夺帝位之祸的历史为镜鉴，在朝廷而言可保全社稷利益，在百姓而言可解除庶民之惑。
周纡的文笔极佳，致命杀机在引经据典且文约辞赅的华章烘托下，显得极具说服力。奏疏上达，正好赶上窦瓌被勒令归国，周纡随即升为司隶校尉。
永元六年（94）夏天大旱，和帝亲自到洛阳县廷核查在押囚徒案情，检查是否因为存在冤狱而招致上天降灾谴责。结果查出两名被拷打致伤后身体腐烂生出蛆虫的囚徒，周纡因此降为骑都尉。永元七年（95）周纡迁任将作大匠，九年（97）死于任上。
三 黄昌失车
本朝官立学校体系始自西京武帝，元朔五年（前124）设太学于京师⑥，平帝元始三年（前3）夏又采纳王莽的奏请，诏令天下郡国各立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东京中兴以来，逐渐发展成为遍布帝国的各级学校体系，班固在其《两都赋》中对此盛况极力描摹：“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献酬交错，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咏仁。”
学校职责有二：一则延聘通明经学的教师主讲儒家五经，李章即曾做过这样的讲师；一则定期举办各类典礼活动以收到通过礼乐施行教化的功用，如各郡、县、道都要在每年的十月在学校行乡饮酒之礼，祭祀圣师周公、孔子。⑦
重学之风必然会影响到帝国各个阶层中的每一个人，或许就是在某一个十月，会稽郡余姚县（今浙江余姚县）的学校中举办的乡饮酒礼把本地一名家境寒微、年幼丧父的少年吸引住了。
少年名叫黄昌，字圣真，其家就在官学附近，因着这样的便利，得以近距离观看诸生修庠序之礼，从此萌发了学习五经的决心。然而经学毕竟是相对抽象的理论知识，黄昌并没有将兴趣完全局限于儒学，流淌于他身上的血液，一半是理想主义，而另一半是现实主义，于是他又通过刻苦的努力通晓了帝国文牍、法律，从而掌握了更加实际的技能，随后出仕郡太守府任决曹，专门负责审案、断狱。扬州刺史行部的时候，惊异于黄昌的才能，辟他为从事。刺史幕僚属吏各有名类，概括而言可分为级别较高的从事和级别较低的假佐，可即使是从事也秩仅百石。虽然史无明文，但基层小吏的历练和儒学理论的充实，应该还是若干年后黄昌仕途发生质的转折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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