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避免过于学术化又避免故事化呢？如果说只是一味地讲故事，显然不如让大家去读原版《史记》，毕竟太史公是讲故事的高手，更何况市面上充斥着大量白话史记、插图版史记，自己再重复建设简直是浪费生命。如果只是一味地论，那么没有一定历史知识的读者又读不懂。
怎么样把两者融合呢？当初我本想学黄仁宇先生写《万历十五年》那样，以一年为切入点进而由点到面地解读，但发现李亚平先生仿其写了《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也就作罢了。本想以专题事件写，可汉初历史搞专题并不明显，而唐德刚先生的《晚清七十年》就是此形式，也只好作罢。看来只能考虑如何把叙事与史论融合了。一方面某些事件的阐述需要浓墨，一方面某些人物的刻画需要铺陈，一方面某些议论要大张大合。叙事上采取古今融通的方式，把历史放在当下，把当下融入历史，让我们切身感到历史就是过去在我们心理的积淀。
有了比较明朗的思路，但一直没有下笔改。2008年是“笑声、哭声、呐喊声，声声刺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烦心”。这一年没有改稿子，只是在读书，心情不好放下笔读书也未尝不好。与突飞猛进的浮华时代相比，我毕竟是个落伍者。
与余世存先生通电话，他也会问书改得怎么样了，我也只是敷衍地回答；与李元先生通电话，他总会给我许多有益的点拨，但是后来他问书怎么样了，我就不好意思了，便不怎么给先生打电话。是的，这也不是写《史记》，也不是写《红楼梦》，怎么会如此拖拉，看来自己的积淀还是不够厚重。我本是个急性子，没想到于此事竟然全反了。某种意义说，此书是老师、朋友催促出来的。
2008年，有很多的话说，但这一年没写任何文章，也没有改稿子。大地之动让人心痛，而心痛却不能行动。读史之人，说史之人，遭遇此景，情何以堪！
2009年初，我开始重新读相关史料，为改书稿做准备。期间因为一些事情终止了书稿的修改，但是读史料却在持续。从十月份到十二月份是集中修改的时间，到了年底此书的第二稿终于出笼了。此书真正写的时间并不长，但却持续了四五年之久，也算是不大不小的奇迹吧。此书也较顺利地实现了我当初构想的体例。
三
写书过程中，总会想到在大学读书时的情景。想到隋丽娟先生给我们上《中国历史地理》课，不仅课讲得生动，而且还会介绍不少人文书籍给我们；想到李元先生在《中国文化与现代化》及《社会学》课堂上，手无寸稿、口吐莲花，俯视天下、浩气风骨，至今仍觉得上他的课是种享受。而李元先生更是我学年论文与毕业论文的导师，但我终究没有做他的研究生，用冯辉先生的话讲“你不是李元老师的磕头弟子”。我只是李元先生教过学生中的普通一位。但无论何时，我都知道李元先生与隋丽娟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是他们把我的学术视野从历史拉到了整个人文领域。李元先生告诉我“写文章要说自己的话”。这句话就是要求知识分子秉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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