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与贵族

    后记 心中的历史后记（1）

    一

    2005年夏季的某一天，我与余世存先生在一家小店畅谈。考虑到我的专业是历史学，先生建议我写些有关历史的通俗读物。这是我所知道的，当下的中国历史读物虽汗牛充栋，但大多乏善可陈、了无新意。的确，写通俗历史读物，正适合水平一瓶不满半瓶还晃荡的我。当然，并非世存先生一提议我就附和，而是我一直有此愿望，写本别开生面的历史书。一方面是对自己学识的检验，一方面也能获得薄名微利。只不过一直没有实现。

    当时我们谈了几个选题，而我主要偏重在秦汉史方面，最后确定侧重写汉初的历史。至于为何要写这段历史，当初也没考虑那么多，那么细。直到真正动笔写后，才渐渐地梳理出目的。这便是书中提到的内容：

    这个帝国创造了许多第一，这些第一两千来年深刻影响着中国。这是个由没有贵族血统的平民建立的帝国；这是一个从革命造反中走来的帝国；这是一个继承秦制而又有所发展的帝国；这是一个官僚制度趋于完善的帝国；这是一个善于总结秦亡原因的帝国；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向往的帝国。谈论这段历史，说些那时的人与事，探讨个体生存的价值，探寻生命的意义……以往的史学观点基本人去楼空，嫁接在政治威权与意识形态上的一元观点，无非是把史学工作者当做御用学者。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就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他写《史记》不是为了奖金，不是为了评职称，而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21纪的中国，更需要人的觉醒，他享有尊严和自由表达的权利。

    这些目的显得过于宏观，也只能算精神上的追求。但是我希望能够在阐述汉初历史的过程中对以上问题给予回应，进而勾画出我的历史观。写历史需要务实，需要做扎实的基础工作。虽然我在大学时也读过相关史料，但都是浅尝辄止。要写好汉初历史，不仅要读基本的史料，也要站在秦汉史研究的学术前沿。我的基本功课起初就是读，能记住多少算多少。《史记》先是通读了几遍，然后开始精读要写的部分。再读大量的论文、考古文献、史学理论等等。此工作用了一年时间吧。

    二

    2006年的国庆当天，我开始动笔了。不看材料，写到哪里算哪里，一气呵成，这一气就呵了一年多。当初我的想法是以“七国之乱”为切入点展开对汉初历史的解读，但在写作过程中渐渐偏离了当初的构想。

    2007年底我写完初稿，其实已经不是一本通俗读物，而完全是一本史论作品。这显然与我当初构想的让中学生都读懂的初衷相左。

    2008年的元月后，余世存先生、李元先生、隋丽娟先生都提了宝贵意见。余世存先生侧重在让我多加一些情节，李元先生侧重在让我避免学术硬伤，隋丽娟先生则侧重在让我写得吸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