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三国人物

    刘备的用人方式是有他的特点的，那就是帮会模式，靠拜把子、讲义气等为精神纽带来建立自己的统治。这是和他的出身、经历分不开的。曹操和孙权都是真正的官僚士族家庭出身，是名门望族，都有一帮亲朋故旧，可以靠亲戚门第关系建立起自己的骨干；曹操更有足够的实力，并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加上本是朝廷庙堂之官的出身，可以进一步实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刘备出身是寒微的，论门第家族，他只能依附别人；论官场秩序，他根本就没有资格说话。刘备要发家只能是依靠小集体主义的义气作为自己组织的精神基础。

    荆州有个名士裴潜对刘备的评价是：“使居中国，能乱人，不能为治；若乘边守险，足为一方之主”， 说的就是他这种帮会式的精神基础。这种精神基础是介于社会和家族之间的怪胎。义气是超越家族血缘的，所谓异姓兄弟，不需要血缘亲情来维持，“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信条实质上又是对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的反叛。对于社会，义气则体现了小团体性，维系的不是什么爱国忠君的大义纲常，而是相对狭隘的无原则的朋友之间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种关系在现实中又是凌驾于大义的。“义气”是中国历史文化上的特殊现象，不是个性化的人，而是个性化的小团体，这种团体不能够说是政党或者是政权的雏形，而恰恰是政党和政权的危害。“义气”的基础，是对政府或者政权的绝望，同时也是对血缘和个人能力的失望。这种精神基础，一方面决定了刘备集团的坚韧性，另一方面也决定了这个集团发展上存在的瓶颈。 刘备当年屡战屡败，而关羽、张飞等人还一直追随着他，依靠的就是所谓的义气。同样也就是义气，让刘备不可能在徐州把更加骁勇的吕布放进核心位置，也不可能让陈登这样的文臣超过自己大舅子糜竺等人地位置。到了荆州的刘备，应该是对这种精神基础的瓶颈有了一定的认识，因此，开始吸收荆州的土著，逐渐改变自己集团的帮会性质。等到自称为汉中王后封黄忠为后将军与关羽的前将军、张飞的右将军相并列，不封张飞为汉中太守而力排众议启用后进的魏延都是这种向政权化的转变的妙笔。

    刘备集团在政权化转变的时候，是缺乏如荀彧、郭嘉那样的人才的。诸葛亮在刘备转变集团性质的时候，并没有起到好的作用，相反，马超归降，关羽来信问马超才能可比谁？意思并非是一定要超越马超，可是诸葛亮为了讨好关羽却复信说马超不过是勇猛而已，以贬损新进的马超来抬高关羽。在刘备准备封黄忠为后将军的时候，诸葛亮更是建言：“忠之名望，素非关马之伦也，而今令同列。马、张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止；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诸葛亮的胸襟上其实是不如刘备的，其他人的政治见解也不能够给刘备以帮助，这也就注定刘备集团的政权化事实上是难以成功的。这也就注定了刚刚有点规模的刘备政权里有限的人力资源不但不能够充分协作，相反相互掣肘，朋党之风盛行，其政权效率甚至还不如刘关张东逃西窜的时候。

    说到这里，不能不谈谈诸葛亮这个人。诸葛亮在口口相传中被神话到了近乎完人的程度，所谓“诸葛多智，而近于妖”。诸葛亮被很多人看成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化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典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无论史实上的诸葛亮，还是传说中的诸葛亮，也恰恰都反映了中国仕进知识分子独有的劣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