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生今世》，是在《山河岁月》完稿后，胡兰成从1954年3月开始写起，在他所谓“依照爱玲说的”用的“散文记实”体，此书整整写了四年，直到1958年才完成，胡兰成这部七八十万字的长篇自传，分上下卷先后出版，以后才集为一本。
这两部书的出版，胡兰成并未在经济上得到多少好处。1954年在日本用中文出版的《山河岁月》，日本自然无大销路，胡兰成只能通过唐君毅以及樊仲云帮助销售。他曾想疏通台湾关系，可台湾仍然不忘旧账，不准他的任何书入境，连他准备送给在台湾的徐复观、牟宗三的书也不敢贸然寄去，寄出的也不知下落，仍只能通过唐君毅给他转寄。四年后，当他《今生今世》出版时，情况仍复如此。两本书在香港只能一百册两百册的零销散卖。港台是除大陆之外的最主要华人区，销书既如此艰窘，自然得不到什么经济上的好处。而且，这两部他自己极为看重的书，当年出版后几乎没引起任何影响，好的坏的都没有。
五十岁以后，胡兰成的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割了盲肠，戒了香烟，虽然“不敢言老，不便言隐，然而容颜日趋衰朽”。年龄已不容他太过活跃。有一次他去电台讲话，因贫血而在电车上晕倒。他自感精力不济，遇上天气卒就腰骨酸痛。在写完《今生今世》后，他开始调养自己，他本是个闲人，登山玩水，看花赏鸟，听听昆曲，这是他新近发现的爱好，于是东托西托地到处寻觅昆曲名家的唱片。此外，最多时间的，当然还是读书，以后十多年，是他这辈子集中读书最多的第三个时期，读的最多的是中国文史古籍，他告知唐君毅，在一年间他就读了《昭明文选》，杜甫、白居易、韦庄等人的诗，读韩愈、汪容甫[10]文，读《淮南子》《韩非子》，读《论语》《史记》等等。他本不爱禅宗，也是此时开读的，一读之下大感兴趣，自认与自己的处世为人有许多相合处。1967年，他在日本用中文出版了一本《心经随喜》，就是这几年读书的成果。七十年代末台湾“三三书坊”为他出版的《禅是一枝花》，也可追溯到他此时的读禅宗。
日本人早已不需要他的“策论”，胡兰成仍不死心，他不能写“策论”，就写大文化政治论，1962年，他写了本大话连篇的《世界之转机在中国》，还雄心勃勃地想用英、日、中三种文字同时出版。可事情在日本就没成，只能到香港找出路。香港也难，无出版人愿买版权，胡兰成的人和书都不见容或不见好于进步文化界，唐君毅出面为他奔忙，给香港《新闻天地》卜少夫“打电话去不下十次，亦曾附一函，未见复”，弄得唐很为难，回过头来让他能出英、日文本，还是先出英、日文本算了。可这是胡兰成的大话炎炎，日文本一时都不得出，还会有谁给他出英文本？台湾自然更无办法，可他居然自解自嘲说什么：“弟此书亦并不拟与蒋总统看。”幸好，《新闻天地》最后还是给他连载了。对此书，唐君毅的评价是：“盖大著行文所抒之见，如天外游龙，虽论世间万法，而又若不与万法为侣，亦明出自一居异国而回念故国之情。”这是委婉客气的说法，直白地说，就是野路子，是一个无根游子的狂想。这是胡兰成的最后一本策论性著作。
两年后，胡兰成又突发奇想，要写一本两晋南北朝的历史演义。也许说不上“突发”，以前亡命温州时与夏承焘、徐步奎等人交谈，他就说过自己写过演义一类的书，可能此时他见港台地区风行武侠小说，相比于自己的书没有市场，想换一种写法以扩大影响？他自己还另有想法，他认为两晋南北朝这段史实最合于他近两年喜爱读的《易经》，现实原因则是“今天不是飞扬的时代。今是革命退潮时，今天是反省的时代”，他自感他原先那套大话狂想等等已过时，所以，他要以两晋南北朝史实为材料以作反省。准备怎么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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