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关永吉。关原名张守谦，“七七事变”后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读书，曾因“抗战嫌疑”被捕，尔后以编辑与写作维生。1944年秋关永吉往南京觅职，正巧胡兰成欲往武汉任职，于是跟着胡往汉口接收《大敞》，曾担任总编。三年前，有报刊发表记者对关永吉的长篇采访记，关谈到了自己去汉口办《大敞》的经历，谈到了报纸由日本兵控制等等，但其中却无片言只字提到胡兰成。可能是因为胡兰成还未为大陆读者广为知晓，也可能是关并不感到这段经历有什么特别需要说明之处。
从两人的背景来看，胡兰成与沈启无、关永吉同行，像是有点奇怪的。
周作人已将沈启无“革出教门”，沈是向日本人出卖或告状，才引得片冈铁兵的讨伐，胡兰成写文为周作人辩护针对的就是这一讨伐，他是站在周作人一边的，应该与沈启无正相反对。关永吉的情况也是奇怪，从关的生平看，他应是“抗日志士”一类的人物，却与这两个铁杆汉奸同行，去办一个由日本军队直接控制的报纸？关不会不知道报纸的背景，他不是人先到武汉再找上门的，而是跟着胡兰成一同乘飞机前往，如钦差大臣一般去接收《大敞》的。
不管怎样的奇怪，胡兰成一行到了武汉，顺利地接手了《大敞》。
接手容易，办好却不容易，《大敞》原有的编辑水准差，其次是当地人不喜看报，还有就是报纸的发行基本掌握在当地日本居民和朝鲜居民手里。
胡兰成从抗战开始，几乎都在办报，他对此道已有多年经验，他先从报纸言论着手，言人之所欲言、发人之所未发，以获得人心争取读者，然后再与沈启无、关永吉一起着手整顿内务，抓住编辑和印刷两个环节改善和提高，建立了相关制度，在报社施行民主管理，和谐主管人员和编辑员工的关系。另外，由他出面，从日本人、朝鲜人手中收回了报纸的发行权。如此一两个月，报社很快做到了自给自足。
胡兰成能如此快地打开局面，自然与他挟日本人之势而来有关，与日本人对他的照应保护有关。看看他在武汉常相往来的有哪些日本人就清楚了，有日本在华驻军的三品报导部长，有武汉当地的福本宪兵队长、远藤联络课长和汉口中野总领事等等。有他这样的背景，自然一切都好办易办。他与福本宪兵队长打声招呼，被关押的记者即获释放；他反感日本人的新闻检查，三品报导部长就下令取消。日军在乡军人曾想袭击《大敞》，因为《大敞》上有“反日”言论，袭击不成，转而向报导部密告，日本人、朝鲜人因被断了发行也向宪兵队密告，这些密告都被压下不理。当然不会处理，这些人实在不知道胡兰成的背景，胡兰成已被日本人看作为“自己人”，即便有一点表面上的“反日”言论，既可作报纸的标榜，也是符合日本更高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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