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武汉的疯狂（1）
《大敞》
1944年11月，胡兰成由池田陪同，带着沈启无、关永吉西飞武汉，去接收《大敞》。
沈启无是周作人的“受业弟子”，在三四十年代与周作人过往甚密，《周作人书信》中收有1931年至1933年间周作人“与沈启无君书二十五通”，周作人还曾为沈启无编的《近代散文抄》写过两篇序言。但1943年沈启无与周作人反目，周作人在熟人朋友间散发了一份所谓“破门声明”，正式将沈启无逐出“教门”。说起来，此事与胡兰成也有关系。
周作人逐沈出门，一说是周作人遇刺时沈启无恰在现场，沈对刺客言自己是客人，表明自己不是刺客的对象。周因此而发怒。此说不确，或者至少不是主要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周作人以后在给朋友信中曾说明道：“尚有一人早已绝交（简直是‘破门’了），即沈启无是也。其人为燕京大学出身，其后因为与日本‘文学报国会’勾结，以我不肯与该会合作，攻击我为反动，乃十足之‘中山狼’。”
事情的前后是这样的。
汪伪政府成立后，北京的“槐政务委员会”虽说仍维持着原先伪临时政府的格局，但在名义上是统归南京汪伪政府一体管辖的。因此，周作人曾受汪精卫之邀来南方讲学，汪并追认周为槐政务委员，特任一级待遇。胡兰成与周作人见过一次，也就是这次周作人南来讲学时。周讲完学北归，胡兰成为之送行。
周作人在南京伪中央大学和南方大学作了几次讲演，其中宣扬了他的“儒家文化中心论”。这就引起了日本人的反感，在1943年8月日本东京举行的“东亚文学者大会”上，日本右翼作家片冈铁兵抨击周作人为“反动的文坛老作家”，说什么周“以极度消极的反动思想之表现与动作，破坏建设大东亚的理想”。片冈的发言刊载于日本《文学救国》杂志，周作人自己像是没看到。不久，胡兰成在《中华日报》副刊上发文《周作人与路易斯》，为周辩解，周作人这下才知道日本人对他的攻击。周作人直接写信给日本“文学报国会”辩解兼抗议，同时将信函在《中华日报》上发表，最后日方向周表示了歉意，承认片冈的话“偏激”。与日本人的事情了结，周作人转过头来打听事情原委，片冈铁兵不懂中文，也不会知道他的讲演，为何要专门攻击他呢？原来是沈启无出卖了他，这才有将沈启无革出“教门”的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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