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传

    第十一章  背汪投日（5）

    所有的人都能看出，汪伪政府的高官也心知肚明，汪伪政府治下的最终决定者还是日本人。胡兰成当然懂得这一点，经过这一次牢狱之灾，他更有了亲身的体验。一个池田就能有办法将他弄出来，汪伪政府的脆弱已显露无遗。这次他是把握住了关节点，他看得没错，若没有池田和清水，以及他们发动起来的日本大使和宪兵出面，他就一汪精卫断送了，即便不是杀头，也将断送了前程。他是为日本人所援救，他是坐日本人车子离开监狱回家，他的家中前后左右还有日本宪兵保护，他还受到日本大使宴请为他压惊，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能怎么样呢？他从汪伪这条船直接上了日本人的船。

    胡兰成与汪伪集团一般人不同，他不是脚踩两头船，也不是想暗暗下汪伪贼船趟混水，他与汪伪集团已恩断义绝，他是义无反顾地上了日本人的船，再也不回头。从此，他所思所想所行，已不是从汪伪政府方面考虑，当然也不是从重庆方面考虑，他是从他的新主子日本人的角度考虑。他将他过去的所有全抛开，与日本人完全站到了一起。

    有他那篇惹祸的文章垫底，经过了这次牢狱之灾的“考验”，胡兰成进身之前在日本人那里已打下了基础，他是个乖巧的人，分寸把握得当，他在日本人那里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和应担当的角色。他因“讲真话”见重于日本人，他知道日本人需要听真话，需要听中国人讲的真话，讲日本在中国的侵略压迫所造成的反映，这是一般中国人不愿对日本人讲的，汪伪政府一班人又不敢讲的，这个缺位的角色就由他来出面充当了。谷大使为他置酒压惊，他就向大使提出开放内河航运封锁、取消南京城门和火车站日本宪兵检查的建议。不几天，日军果然也就宣布城门口和火车站归汪伪警察管辖。南京中山大学学生成群结队逃往重庆，被日本宪兵抓获，他与河边宪兵课长关说，学生当即被释放。他做的是好事，说的也是好话，但其出发点却是为了日本“好”，对日本有利。他对日本人是反面角色正做，反面话正说，像是冒犯，却更见重，更见出他是一个敢直颜进谏的“忠贞之士”。日本人在中国，缺少的就是这种货色，胡兰成歪打正着了。

    1944年，日本的战局已急转直下，汪精卫去日本就医，南京汪伪政府已是一片萧条景象。胡兰成在南京上海两头跑了几个月，终因为张爱玲，他在与应英娣“大闹特闹”后离了婚，就此结束了他在南京的小家，也结束了他在南京的日子。

    周佛海那些人已在考虑后事，纷纷向重庆暗通款曲，以留后路。熊剑东同样也在走门路准备改换门庭，他也为胡兰成联络重庆。不知是重庆不原谅或是不看重，还是他已铁了心要跟日本人走，这件事没有下文。

    胡兰成与他的爱玲结合，乱中偷闲，他到上海后，办了个月刊《苦竹》，与张爱玲两个人一起写文章，他写时论也写批评文，张爱玲写了《说图画》《说音乐》两篇散文和一篇小说《桂花蒸、阿小悲秋》。《苦竹》[4]只办了四期，时局如此，他无心也无时间再办下去，他要花时间和他新结交的日本人修好往来。

    1944年夏天，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发动了最后一次进攻，一举攻下了湖南、广西，直逼贵州。七月，胡兰成受华中日军司令部之邀到汉口，名义上是作学术讲演，见的是日军的作战参谋，谈的是日军在沦陷区的纪律。日军进攻的是中国土地，他除所谓“学术演讲”外，还谈论诸如日军在新占领地军纪等等，身份俨如日军宪兵，他却坦然和得意，他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他只是得意，他在汪伪政府中、在汪精卫那里失去的谋士地位，日本人又重新给了他。

    他只是得意，他因文章而名满日本军中，结交了众多在军队中的最有力量的佐官。

    他只是得意，池田、清水似觅宝一样发现了他，又被推荐和宇垣一成大将会见，他详细记下了地点和时间，在上海华懋饭店（即今天的上海和平饭店—∈者）整整谈了六个小时，可见对他的看重。宇垣此行主要代表日本政府来寻求停战“和平”的可能，他贡献了自己的见解，说的仍是停战撤兵，只是与以前不同的是，现在他是与日本大将在饭店房间里、私下亲密地促膝交谈。

    他只是得意，他已在日本人那里打开了局面，获得了他在汪伪政府中失去的“话语权”，他夸大狂地认为，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指停战到目前已无可能的谈话，是因他宣传停战和平的文章而起。池田、清水以及许多日本人将他看成敢直言有风骨的高士，他也就努力维持着这一形象，自高自固。谷正之大使怕他免官后生活贫困，曾叫池田来说，要分一部分薪水给他，他没有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