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发生，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继香港占领之后又在南亚取得了辉煌战果，又正逢开国二千六百年纪念，日本举国欢庆。汪伪政府派出代表团赴日本祝贺，胡兰成以法制局长身份，作为团员前行。可在日本他处处感到怒气闷气，日本派人陪他们去参拜明治神宫及靖国神社，派的不是外务省官员而是宪兵；下午访问各省，到了海军省，仅仅是一个课长出来接见。别人都处之泰然，他的敏感的神经却受不了，由于心里不痛快，他在日本仅仅待了四天即先行脱团回国了。他的种种言行，曾引起日本人的注意，日军司令部向汪精卫说他是“抗日分子”，汪笑答，胡兰成是他的代言人。
他个人不与日本人勾搭，公事上打交道，他对日方人员也不客气，坚持强硬对等交接，有时甚至当面指责日军的胡作非为。可在日本人势力笼罩下，在奉日本意志行事的大环境下，他的这些举动仍免不了尴尬。有一次，他从上海返南京，佘爱珍送他两套西装料子，副官拎着，被日本宪兵抄走，他就此算了，他知道，凭他的身份去要可能要得回来，但他不愿卑恭去讨而宁可不要。大道理不去相争，计较的只是个人面子，其实可笑，也可怜，可他不感觉到。还有就是杀李士群，从大面上说，借日人之手杀自己同道，无论如何是无甚可得意的，可他和熊剑东却自以为得计，私心窃喜不已。
但所有这些，都随着他的这一次牢狱之灾而结束了。
从汪精卫本人来说，在最初开始进行他的所谓“和平运动”之时，未尝没有“为国为民”也包括为自己的心愿，未尝不注意、不警惕与日方交易时坚持自己的“独立立场”和“民族利益”，可在“运动”开始进行以后，汪就骑虎难下，不能完全自主了。内有周佛海、梅思平等人的催促，外有日本人的压迫和讹诈，还有个人的事功名声，于是谈判和妥协、坚持和让步、外表独立和内里傀儡等等交相而致，再加上汪伪集团内部的分化改组，日方的主战派与和平派、海军和陆军，佐官与课长的骄横无忌以致造成的政出多门多头等等，逼迫着汪一步步的退却、退避和退让，最后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深渊中，只保持了一个残缺不全的表面政府。汪精卫如此，汪伪集团中许多人也同样经历了这一个下滑下坠直至淹没灭顶的过程。
这个过程，胡兰成却几乎是一步完成的。
胡兰成与汪精卫以及所有“内阁”中高级官吏不同，他原只是在报纸上写文章造势的，以后又是言官和策士，并无多少与日本人直接接触的需要，更无机会参与折冲纵横，与日方进行具体问题的谈判，置身事外，自然可保持他的高调和独立姿态。虽然遇见具体事情也可笑，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毛料被日本兵抢走，以阿q精神干脆不要了也不求饶，来保持自己的高傲，在无碍大局也无关自身的情况下，他自可为自己的“强硬”、“独立”而自得其乐，乃至向他人向同僚炫耀，然而，这都是书生意气，都是经不得任何实际碰撞的。再加上他本是个荡子性格，观念型的东西说有就有、说无也立刻消散的具有强烈自保本能的人，于是一说转也就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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