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传

    第十一章  背汪投日（4）

    他却不担心，他有了新的更硬的可依靠的主子。

    踏上了日本船

    汪伪集团中有不少人，虽身在混水中，却常常自我标榜与日本、与日本人的关系如何清白，如周佛海，刚到上海，就写文章向公众撇清自己：“我向来不是亲日派，向来和日本人没有往来，所以这次的行动，决不是受日人的。这种观察是对的。我虽然在日本读了七年书，但是没有一个日本朋友。平日只知道上讲堂，进图书馆，绝对没有和日本同学交际过。回国以后，除掉两个朋友的太太是日本人，有时和她们见面以外，十六年之间，没有见过一个日本人。所以像我这样的日本留学生，实在是很稀奇的。因此，说我向来和日本没有勾搭，这次不是受日本人的，完全是对的。”[3]

    胡兰成在前也是如此表现。

    汪伪集团的早期活动，在上海、香港等地与日方的秘密谈判，胡兰成完全被隔于事外，不与闻问，他自然与任何日本人没有关系。自他投身“和平运动”，主要是写文章为汪造势，也无须与日本人直接接触。直到以后在汪伪政府做官，这才有机会与日本人打交道，但他自傲也是自得地公然表白，自己私下与日本人一个都不来往。

    尽管同在混水中，他对汪伪政府高官中普遍的对日本人奴颜婢膝、奉迎讨好的现象很是厌恶，而且对这一点极为看重，一度像是成了他判断人物品行操守的标准。上海大流氓吴世宝与日本人无来往，得到他的看重；他香港时的“蔚蓝”同事、也是同乡樊仲云与日本人不来往，受到他的尊重；汪夫人陈璧君从不见日本人，也大大赢得了他的好感。他在报上写文章叫嚷，遥持汪伪政府成立后的“独立”和“尊严”，不管实际上多么可笑，在他还是认真的。他在《国民新闻》上发文，指责周佛海与日方订立财政上的不平等条约，既是出于公馆派与周佛海相争斗的背景，却也是他自以为坚持的一贯立场。

    他对汪精卫忠诚，也含有对汪与日本谈判时坚持“独立”立场的敬重，以后他对汪政策的批评，也因为是汪对日交涉的软弱。周佛海、梅思平等人认定日本有灭亡中国的力量，他的看法决然不同，他自始就认为，中国即便战败，但日本绝无法彻底使中国屈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