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藩所虑者不在它事，而专在派出会剿之人实难其选。大抵拣选将才，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又须号令严明，能耐劳苦，三者兼全，乃为上选。今欲派与洋人会剿之将，亦必择三者兼全之人。
他认为要派兵会剿，必须有智略深远、号令严明、能耐劳苦的将领，这样的将只有两个人，“武臣惟多将军，文臣惟左中丞”。多隆阿朝廷另有重用，左宗棠正在进攻浙江。他说只有这两个人可用，明显地是给朝廷出难题，实际就是不会剿。又说：
各将弁之心，情愿独战而为发匪所败，不愿会战而为洋人所笑；情愿败而见罪于上司，不愿败而见笑于洋人。即国藩之心，亦深恐该军不整不严，为外国所轻侮。……待训练稍久，队伍整齐，我兵与洋人各剿一处，相距不远，或洋人果见我兵之可用，不相嘲笑，然后与之会剿。先疏而后亲，先分而后合，亦无不可。
曾国藩告诉朝廷，各级将领、士兵的态度，说他们不愿意和外国人一起打仗。将士不愿意，就没有战斗的动力。没有动力，就打不赢仗。对此，朝廷自然会有所顾忌。
1860年英队在宁波遭到太平军的沉重打击，提出借调印度兵5000人来报仇。曾国藩恳切劝说朝廷，印度人一旦参战，其结果必定是“浙江人民从此无噍类矣”，他在《议复调印度兵助剿摺》中恳切说道：“国之寇盗，其初本中国之赤子。”表达了不让外国人参与杀害中国人的恻隐之心。他说“中华之难，中华当之。在皇上有自强之道，不因艰虞而求助于海邦；在臣等当尽之职，岂轻借兵而诒讥后世。此所谓申大义以谢之也。”他认为英国人征调印度军队参战，是为报英队失败之仇，“多调则胜之不武，少调则不胜为笑。徒使印度军士，支领英国之饷，蹂躏中国之地。”因此“不如早议息兵，俾松、沪免无穷之忧，而英法省无穷之费，此是所谓陈利害以劝之。”这种鲜明的态度表达了一个高级领导者对国家内政自主的殷切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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