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答案很简单：因为在不同地区建立起不同性质的制度是符合殖民者自身利益的。在原著民较多的地区(这些地方通常自然资源更丰富或更适合种植农业)、疾病虐行的地区(非洲地区一些疾病会危及殖民者生命，但当地人却对这些疾病有免疫能力)，殖民者将只是人口中的少数，此时建立起剥削和掠夺当地财富的制度将有巨大的收益，那么殖民者建立起坏的制度就是理所当然了。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对刚果的榨取。利奥波德的政策是“殖民地应该被开发，但不是去运转一个市场经济，而是通过政府干预和强制耕种商用农作物，并且在一个控制的价格下由政府来分销”。有关实证研究估计出1920年到1930年之间非洲刚果的税率达到当地人口收入的60%。有学者评论利奥波德直接管辖的那段时间，政策是“基于暴力剥削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结果“破坏了经济和社会生活……”并且“……肢解了政治结构”。至于原著民较少的地区(通常开发水平较低)、疾病和生存环境较好的地区，大批的殖民者进入使得殖民者成为主要人口，于是他们极有动力建立起仿欧洲的符合殖民者自己生活要求的制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澳大利亚，其早期的大多数殖民者都是罪犯，土地大多掌握在狱卒手里，并且也没有法律保护来限制土地拥有者的武断权。这些殖民者想得到那时在欧洲流行的制度和政治权利，他们要求一系列平等和自由的权利。尽管起初英国政府是反对的，但是这些殖民者争辩说他们也是英国人，应该享受与在祖国时同等的待遇。结果英国政府只好屈服了，同意建立起仿英国的制度。
在文章中阿西莫格鲁等提出了几个可能的因素，比如要限制政府的权利可能成本高昂、从榨取制度中获得好处的社会中坚分子更偏好榨取制度，或者某些特殊的集团做出了不可撤回的制度投资，于是他们常常有动力使这些制度维持下去以免损失其投资。当然，这些显然不是坏制度得以持续的全部原因。至少，我们从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也可以找到坏制度持续的一种成因：因为改革制度是有成本的，但是在集体中缺乏一种分摊改革成本的机制，最后每个人都希望别人承担改革成本而自己享受改革收益，结果没有人起来改革。不过，阿西莫格鲁等人进一步指出acemoglu, d, jarobinson, and tverdier, kleptocracy and divide?and?rule: a theory of personal rule.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20042:pp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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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当权者有动力通过一种分而治之的策略——对反对者予以惩罚，对支持者予以奖励——来瓦解其权位的反对力量，这将会进一步强化集体行动困境：即使有改革成本分担机制，但是当权者可以使用分而治之的策略轻易瓦解反对者的联盟，使得改革或革命不能发生！有意思的是，在分而治之模型中，当权者并不需要真正付出对支持者的奖励，因为生产者虽遭受掠夺之苦，但是谁也不敢率先提议将当权者赶下台——“分而治之”有枪打出头鸟之效果——结果没人反对，当权者也就无须支付什么支持者奖赏。无论如何，坏制度的确是可以长期持续的，而对坏制度持续的性质和原因之研究，仍有广阔的继续拓展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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