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的常识

    贝因美会取代蒙牛、伊利的江湖地位吗（3）

    从社会责任上讲，我觉得企业根本的社会责任还是提供好的产品，认真交税，把客户服务好。公益只是一种社会润滑剂，主要责任还在政府，需要与经济改革配套的社会和政治改革，不能把社会责任上升为主要的企业责任。

    最近一两年有一些观点出现，比如不分青红皂白地谈两极分化，企业家致富和有些人不法的赚钱是两个概念。企业家每赚一分钱，相当于为社会赚10块钱，他需要交税，还解决就业，按道理这应该是受到鼓励的。真正解决问题的是，释放生产力。当前各种问题搅在一起，说不清楚。不能把希望全部放在企业家多做善事，中国的税收已经很高，每年gdp有十四、五万亿，税收三四万亿，哪个企业的收入与利润比例有这么大？希望国家用好税，做好社会改革。中国的很多税都用在了给金融系统补窟窿，还有大量的公务员需要养。当然，我觉得企业家做一些善事也是应该的。

    申音：在做事风格上，您和杨元庆等年轻人之间有哪些不一样呢？

    柳传志：很多年前我、元庆和王晓岩去听一堂课，主题是业务与人的关系，在回答一些问题时我发现他们和我不一样，比如要到达墙的那一面，他们是坚决主张钻墙的，直接达到目标，我就要平衡，因为墙也是我的，我会先看看有没有门，即便没有，也要分情况权衡得失，可见他们相对把事情看得更重一些。但这些年他们变了很多，2004年领导的变革很成功，现在要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合作。今天谁也怨不着，他们当时都是最主要主张收购的，所以现在的煎熬必须认了。

    申音：跟您1984年创业的时候相比，今天科研人员创业的动力是强了还是弱了？

    柳传志：当年我在科学院的时候，绝大多数的科技工作者是不想动的，根本没想过要创业，所以周（光召）院长从美国回来，提出这个方向的时候，其实绝大多数人是不理解的。原来科学院都在象牙塔里面，出来对他们个人的名声来讲是不好的，而且到了体制外边，未来道路上也有很大的风险。

    应该讲当时冲破体制要比今天困难得多。不过今天科学院这边，科技人员有的时候也不愿意动，因为在现在机制里，生活的还是比较舒服。

    但恰恰因为这样，国家应该要考虑这个问题了，到底我们办科学院应该往哪个方面去引导？就像大禹治水，不能光筑高堤防，还要疏流引导，使科学向能够变成生产力的方向去流。应该在观念上有所突破，同时政策方面要有所引导。引导什么东西？就是企业办好了以后，他们应该得到长期的物质和精神激励，包括股权。这个东西老不给，国家给科研人员待遇又很好，他们就更没有出来的动力。

    申音：您曾提到在中国做大事可能需要“拐大弯”，为了达成目标可能要花很长时间，克服很多困难，但除了那些真正有创业精神的人愿意绕这个弯，很多人可能会退缩，现在是不是仍然如此？

    柳传志：我打个比方，一条河，河对面有棵树，树上有桃子，你不会游泳，怎么过去摘桃子？你一想，桃子才5块钱一斤，不值什么钱，不吃不就完了吗？

    但如果河那边是一个3斤重的金块，谁过去就归谁，这时候你就有动力学游泳了，或者先砍棵树，做个小木筏，慢慢划过去，这就是“拐大弯”，就是说要达到目的，得分几步走，就像当年我一心要做电脑，在国内计划经济体制下做不成，我到香港做行不行？联想无非是这么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

    所以首先要看河那边是个什么东西，这实际上就是机制问题，你过去了以后，会有股份，企业能上市，你自然愿意过去。我相信机制的问题慢慢会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