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机王能持续成功吗(2)
斯时,中国业已发展为全球最大的手机市场和生产基地。众多国外大公司长期的苦心培育和经营,造就了今天过剩的生产能力、元器件供应、研发、渠道、人才、资本等。
天宇朗通没有选择从零开始,反而聪明地扮演了一个资源整合者的角色,重新梳理产业链上各个环节,以开放的心态选择最强的合作伙伴。
天宇代理商的出身,使其非常了解渠道。传统的手机价值链利润分配极不合理,全行业的平均毛利率高达40%~50%。厂商拿走了最大头的20%~30%,代理商拿走了10%~15%,而终端渠道只有区区5%左右。
为了保证高毛利,国内厂商普遍采取“人海战术”,雇佣了大量的促销员下到每个终端,波导、tcl等都是上万人。同时,还对渠道实施“全程价保”,就是在厂家调整价格时,渠道的全部库存产品,只要没有卖到消费者手中的,都给予调价补偿。但是,这样做就把主要风险都压在了厂商这一头。
至于终端渠道商,他们最清楚市场上什么好卖什么滞销,最了解当地消费者,但在传统体系里,他们的角色仅仅是占个好地盘、弄个大门面,这哪有什么门槛?所以,他们得到的利润是产业链条上最小的一块。“渠道商的价值又体现在哪里?难道一个促销员会比一个店主更厉害吗?”天语的创始人荣秀丽自问。
相反,最舒服安全的是代理商。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为了做三星的代理商会打得晕头转向,利益决定的。”荣秀丽想出了头绪。
她决心要确立一套全新的价值分配体系,降低产品单价,厂商只拿基本的10%毛利,砍掉全国总代理等环节,渠道分销商分配剩下的15%~20%。条件是必须买断货品,所有的促销员由终端店面雇佣并管理。“看你们之间谁承担的风险大,如果你没有风险,你获利就低,风险高,获利就高。” 事实上,利益被重新分配的过程,也是责、权、利到位和风险被合理分割的过程。
但这套体系的成立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是如何在低毛利率的情况下,保证自己的生存发展。“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打算走轻资产的模式。”其二,必须让自己的产品在市场上畅销,从而保证资金的快速流转。那么,造出真正受市场欢迎的产品就变得非常重要。
它的制造全部由比亚迪代工(后者也是诺基亚的第二大代工商),保证品质。设计开发则从不依赖于外部的方案设计公司,而是通过与联发科、高通、微软精密合作,自主完成。由于出货量大,作为联发科mtk芯片全球最大的合作伙伴,它还争取到更多“特权”,比如排他性的定向芯片提供,联合mtk等共同建造国际水准的研发实验室与测试室等,这些都让天语手机在市场中更具竞争力,比如它第一个推出了ccd800万像素的光学摄像头手机,当时诺基亚等都还没有。
“深圳做手机的太过浮躁了,所以我们在深圳没有办公室。其实手机不是一夜之间能做好的。”荣秀丽对媒体表示,她称天宇朗通将自己定位为手机集成商,根据中国市场的需求来定义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资源,高效、低成本、快速地将硬件、软件集成为成熟稳定的手机产品,但天宇朗通并没有自己的生产工厂。
今天,天宇朗通的采购前置期只需要20天,而行业的平均水平是2个月;从厂商到用户的渠道库存周期不超过2周,行业的平均水平是2个月。效率的意义何在?20天的采购周期和2个月的采购周期,相差40天。如果连续3个滚动周期,1次3个亿,那3个周期就相差12个亿,能省多少钱?它的员工只有1500人,其中600人是研发人员。而它在2008年的手机年产量是2400万台。
看起来,天宇代表了另外一种“集成商”的思路,它对渠道的强大控制力和对市场的高度敏感,当然还有出货量,使其能够对上游的代工商和核心芯片提供商有一定的议价权。而它的低价高性能(其1000元左右的手机相当于诺基亚三星等2000元~3000元的手机)、不打广告,让利销售的策略让其赢得了“隐形机王”的称号。
由打工变为技工,由产业链配角变为价值链主导,“轻资产+集成商”的模式的确是个有趣的探索。由于天宇不是上市公司,无法确切知道它的赢利情况,据说2008年,它的销售收入为80亿人民币,其年利润大概在3个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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