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养鹌鹑的实验在刘永行家进行，夫妻俩每天都要捡蛋和记录蛋的个数，但一家人却没有任何人吃一个自己养育出来的鹌鹑蛋。
那时刘永行的儿子才几岁，有时想吃蛋，他都不让，宁肯让妻子上街去买鸡蛋给儿子吃。养鹌鹑收入的钱全部用于场里的投资，刘永行从来不私自花这笔钱。
刘永行虽然对良种场里的东西公私分明，但对自家的东西却总爱“假私济公”。那时，夫妻两人一个月的工资加起来也不过70多块钱，但全家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一点钱，却被刘永行几乎全部用来购买有关动物营养方面的书籍了。
刘永行的无私有时到了极端的地步：他把自己的书架改装成养殖鹌鹑的笼架，并毫不犹豫地送给了到他家来请教的养殖户；他甚至拿出了家里的棉被来给电孵化作保温用，而在他自家的床上，垫的却是一捆捆稻草。
等企业规模慢慢变大以后，刘永行愈发严以律己。他在厂里规定，任何职工和家属在购买饲料时不得有“走后门”的行为。
一次，来厂里买鹌鹑饲料的客户排队长达一二里，刘永行的妹妹也挤在中间。她一看这么多人，也知道二哥“不通人情”，就跑去找二嫂郑彦初帮忙，二嫂没想太多，亲自带着妹妹去找人开后门买饲料。但饲料刚称好，就被刘永行发现了，他竟然一点情面也不给，当着众人的面就严厉喝斥自己的妻子，非得让她把称好的饲料倒掉。郑彦初气得大哭，转身跑了回去，晚上也赌气不做饭。晚上，刘永行回到家里，有点像做错事的孩子，乖乖地把饭菜做好，并对妻子好言相劝：“不是我故意给你难堪，厂里订的纪律，我们不带头执行，还怎么去管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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