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业余爱好确实丰富了我们的业余文化生活,另外我们摄影就天天只顾这件事,到处跑着去照相,给这个拍,给那个照,反正能很快就拿到相片,这事也能交到朋友,也常常因为经费问题得罪一些人。以后我就变抠门了,无论是谁,给他照了相就要钱,一张照片收八分钱钱,是在照相馆照相的十分之一价格。我们后来参加了县里的摄影小组,学习了一些有关知识,经常在看“摄影知识”这本小册子,里面有些专业术语还是看不明白,过去的一些知识书籍经过“文化大革命“后是有些改进,但总觉得有点华而不实的感觉,外表看看简单,其实内容难而又难。譬如看了“怎样拉二胡”和“怎样识五线谱”,内容是简单,可是把复杂的问题浓缩了,这使它们的内容变的更复杂,这也可能是文革的不良结果。有些东西难学的很,一个人琢磨也不行,不过,现在的书有些是简单易懂,可能是时代在进步吧。
我们县粮食科有个科长叫安文海,他是粮食系统的一把手,五十多岁了,身材不高,人很活泼,威信也有,孙洪更是他的秘书,王海庭是副科长,安科长领导粮食系统工作的确不错,大家对他的评价也好,勤勤恳恳、联系群众也好。他抓了些具体事情,但在年未,竟然被市里来的工作组给搞掉了,怎么回事呢?是这样,一次,边防军的一部驻军每个月要来拉他们的粮食定量,不知怎么搞的竟然缺少了一些大米,这时从外地调来也需要些时日,这可犯了弥天大罪。这件事情被我们叫做“军供粮”事件。就是给军队供应粮食,是当时我们县粮食科的一项重要任务,弄不好要上纲上线的。恰好市里的工作组在粮食系统蹲点儿,这可就抓了个典型。那时在边境这个敏感的地区,有涉及中国边防军的一点儿问题,就是个大事,实际上这个“军供粮”供应问题缓几天或临时凑一凑也是可以解决的。但偏偏安科长也是个较真儿的人,上边要撤他的职务也不行,说罪不该至此,但工作组的组长也不是个善茬子,你不服就不行,就整死你。结果这位安科长就被开除党内外一切职务,只能在家养老了,这是我知道的在领导层面公开斗争的首次的结局,但不知道内幕,后来才知道一些内情。
孙洪更给慢慢的说了一些,他是科长的秘书。原来起因一次非常简单的事情:安科长在这之前去市里开会,回来时坐火车卧铺的下铺,此时坐在上铺的一个当兵的长者要商量着与他换成下铺(当时不要说卧铺,就是普通座也难买,软卧要用县团级资格开的证明信),安科长的年龄也不小,上铺觉得不大得劲儿,就和这位军人几句话不和吵了起来。后来对方得知是我们县粮食科长后暗自发誓报复,仅用了“军供粮”之事就把安科长搞掉了。军人要搞掉个小地方官也容易,但我也想了许久,人一辈子能熬个局科级官也不容易,就因为这样的事儿一生就完了,可能大家都如此吧。人各有各的难处,大官有大官的难处,小官有小官的难处,各有长短,唉!也要注意一些小节啊,遇到生人时也不知他有什么后台,谨慎为好啊。
小宋调到厂里的“拉丝房”(就是给磨面机器上的碾子上面拉金属丝工作的一个房间)工作了,想不到这么好的事情让他给撞上了。“拉丝房”有台拉丝机床及隔壁有台老掉牙的车床由一个称为宋瞎子的老工人在看着,后来,拉丝机房也配了一名转业军人在看,他姓孙,以后调走了。这工作极为轻松,卡上工件后机床就会自动作业,它一道丝一道丝的拉,人可闲好几个小时,这好工作多数人都想干,无奈领导不给他们机会,看不上他们。小宋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他太走运了。
姚巍有个好同学也是我的同学,同一个班的叫杨永福,他开始被分到我们县砖厂工作,那是同学中分配最不好的单位,离我们单位远,但是砖厂常有闲季,这时领导就派他们来我们厂里的油车间打工,一来二去,加之他是姚巍的好朋友,我和杨永福也成了好朋友,他见我和小宋、姚巍跟孙洪更学习摄影、小提琴等也很羡慕,常常来到粮食系统找我们玩、喝酒,久而久之,我们四人成了一生的好友,这种友好关系一直保持到现在,很难得.在姨奶家的时候,墙上贴了一张大地图,我姨奶还把地图的四角用种民间惯用的方法用浆糊和布贴成了云边,我经常看,了解各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和概况,甚至买了本叫《各国概况》的书,这本书是袖珍本,价格三元多,相当于两天多的工资。那时我各国国名可默写一百八十多,几乎是当时的全部了,天天看,爱不释手,许多国家的经济状况记得很熟。对于我这么熟悉各国政治、地理和经济情况。杨荣福开玩笑说,你家可能有张大地图,后来他到我姨奶家一看,还真有张大地图。多年后和长利考上了中央党校,我也帮了一点儿忙,后来他以我们县政协副主席位置退休,目前在哈尔滨住,偶尔也回我们县居住。
对烧菜我的兴趣更浓了,不知道是哪天开始的,因为大家常在一起吃饭,我喜欢这种快乐的氛围,而且对烧的菜大家都说好吃,非常好吃。从一进粮油加工厂开始,对做菜就有了兴趣,刚在油车间干活时,用豆油是家常便饭非常随便。但也不是十分方便,有个青年工人叫闫得宝(是北安来的青年,后来调回去了)的有些过分,竟用豆油公开烹炸叫大马哈的鱼(黑龙江著名的鱼,学名叫鲑鱼。),被厂长发现,给了个通报批评。有一次在卸豆油时,装豆油的铁桶摔到地面上开咧了个口子,豆油呼呼的往外冒,在凸凹不平的地面低凹处形成了一个小油池,我们发现后纷纷从宿舍拿来了脸盆、饭盒等,收了回去,像这样事儿还有不少。这在我以后的做菜中大显身手起了帮助,什么“熘豆腐”、“炒干豆腐”、“熘肉段”、“熘鸡块”、各种蔬菜类的炒菜、还有“酥白肉”(白的一种用油炸肥肉做的菜)等等。凡是用油做的各种菜我都能做,还买了各种专业烹饪书用来学习专研,至今还保存着那时买的菜谱,现在我翻来看了看,那精致的彩印插图照片,每本有二百多种菜,什么“锅烧肘子”、“坛子肉”、“红烧鲤鱼”、“九转大肠”等等耳熟能详的菜名,让我回忆起了四十年前的时光,这样的书,每本才一元出头,称为“中国菜谱”。有山东、四川、北京、湖南的各菜系,是我托了孙洪更在上海才买到的,要不做的菜大家都说好吃呢。到了一九七五年我能会做三四十种日常菜了,足够摆几桌的了。
因为经常使用宿舍窗前我在菜园子种的菜练习,如“烧茄子”、“炒木耳”、“炒豆角”等等,以至于大家叫我:“黄大厨”。小宋的妈妈有点儿神经病,家里要请大家一大桌儿去喝酒,特意找我去做大厨,去了他家后,他弟弟(比我小一岁)来帮厨,开始有点儿不信任我,只见我将切好的肉在锅里扒了几下便敬佩的说,黄哥真是内行,那天在他家做了十八个菜,什么“熘肉段”、“熘豆腐”、“熘肥肠”等等,同学们吃了个酒足饭饱。后来经常做菜,每年家里的春节会餐都是我做,近四十年了,这不说谁又能知道呢,现在小宋、姚巍、杨荣福、杨吉杰仍在,丁振武可已经去了,真是时间不饶人啊!
这年年未又改选了粮食系统团总支委员会委员,孙洪更是团总支书记,汪小波是副的,我被选为团总支宣传、体育委员。又调来一位科长,是一个营级转业军官,他的老家及家都在广西柳州市,看来是发配到这里了,天天安安静静的在宿舍和食堂之间来去,也挺可怜的。他和我们这些年轻人住在一起,是单独一房间,不说、不笑、不闹、也不作为,看来上级不喜欢他才将他放在这个边远小县城的。杨吉杰当了团支部书记,我是支部委员,赵济全是党支部副书记,副厂长,都算升了一级,皆大欢喜。小宋要走了,要当兵了,他是嫌“拉丝机房”的工作太轻松,也对解放军太崇拜热爱了,从小就想当解放军,现在,有了这么好的工作再入伍的人,真是个傻子。拉丝工也要技术,也有时间学习想学的东西,相处四年了,年轻时的友好相处,是多么的不容易,天天朝朝暮暮、吃饭住宿、来回上下班,总在一起,想想就想哭,聚了四年,就这样分手了,也不敢相信,还好,还有段儿时间,当不上兵的可能也有,我是这样想的。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一边写着日记同时照了张相,觉得可能有意义,旁边放着日历和闹钟,以表明时间,现在还有,的确是有意义。
人民日报发表了元旦社论,题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篇社论是很激励人,特别鼓舞年轻人向前奔跑,这真是一个催人前进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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