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过去了的事

    进入了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从收音机里传来了不幸的消息：周恩来总理逝世了。这可怎么办，他可是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毛主席是掌舵人，他就是使中国这艘大船前进的划桨手啊，全国人民为之悲痛不已。我们这些人也是这样，大家匆匆做了黑纱带着臂膀上，平时脸色也很严肃。在整个中国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时代中、在批判和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时、在处理“林彪事件”极为艰难困难的时候只有周恩来总理能处惊不乱、力挽狂澜，他还保护了一大批老革命家，还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中保护和维护毛主席的威望，维持文革造反派与老革命家之间的政治平衡。但中国人民还要生存下去，还要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挺立下去，这是大家的希望。

    元旦期间粮食系统又进行了象棋比赛，来了个叫刘亚文的新人。说是新人，可比我大有四、五岁，人总是牛哄哄，谁也瞧不起，好像有他在就是他天下第一、别人充其量是老二似的。下起棋来更是目中无人，我虽然不是老者，但在三年前，可能也和他一样，自觉的比谁都强，可现在不同了，要稳重些啦，开始和他交手了两盘，他均以险输告负，由此蔫了许多。最后张文广得了第一，我第二，刘可能是第四或第五，因为又有一人叫李东昌，是省粮校中专毕业生，倒很稳重，他棋下的好，长相不敢恭维，人也瘦小，个子也矮。李东昌人不错，干起活来也很卖力，天天跟着手扶拖拉机装卸车，弄得灰头土脸，不过，那时还没到重视知识分子的时候，我和他相处的也很好，他虽大我五六岁，但常有些狂妄的我把他称为“小李子”。但此人后来发展很好，以后的几十年间，升到副处退休。

    年初，我们县粮食系统又招收许多新人，这次招人是全县统一的，养路段招的最多，有三四百人。主要是上山下乡时来我们县多年的上海知识青年。有这许多青年人也够养路段安排的，郝淑珍也是这一批养路段招工上来的，二所的小学教师就缺，刚好她的学习也好，语文水平也不错，记得在中学时，老师常以她的作文做范本，让大家照着做。养路段就把她直接分配到了二所当了小学教师。由于没有宿舍住，就安排到了我家住，这样住了半年多。这年的下半年我家又搬回了稻田村居住，住了六年多的二所就这样离开了。二所也归汤旺河管理，郝淑珍又被安排为卫生员派到外地学习，那时稻田道班则改成了稻田养路段段部，我爸爸被提拔为段长，我们县养路段变成了我们县公路管理站，下设稻田、富饶、保兴三个养路段，一直到现在。

    粮食系统来了几十人，加工厂就来了二十几人，几乎都是上海知青，大我三到七岁之间。以后，在这些人中和我关系密切的有：陆基林、曹瑞中等人，其中有几人安排到了我们住的宿舍里。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都是些知青，这是前所未有的，他们虽说比我们入厂晚，但都是下乡知青，在农村受过的苦和他们的社会经验并不比我们少，大多数是六九年来边疆的，绝大部分是初中毕业生。

    如后来了解的陆基林，就是六九年复旦附中的毕业生。他爸是复旦大学著名的研究鲁迅生平的学者，此人中等个，胖呼呼、黑黝黝的。人机智聪明，对柴油发动机非常内行，据说来我们单位之前，农机大修厂说他一个人顶两个人用，这么有能耐。开始和他一接触咋感觉到不好接近，但渐渐与他就情投意合了。一九七六年，油车间已经开始拆了，整个油车间包括油榨、锅炉房都是我们用钢钎一点一点的拆卸完成的，工作也很艰苦，拆卸的都是水泥与钢铁的混合体，比修文革前河南林县著名的“红旗渠”用钢钎打石头好像还困难。这些人后来都分在了粉车间，唯独陆基林作为厂里的机动人员，他有时打个替补、修个设备、替人开个手扶拖拉机，都挺内行的。

    小宋真的当上兵了，年初，县里给他检查了身体，办了入伍手续，穿上新军服，我们几个照了不少相，在坐上送新兵的车上那天，我就和姚巍给他买了几斤苹果路上吃，他就这样走了，原本以为以后复员回来我们再在一起，但不知时光变的如此快，也不曾想永远不能在一起工作了，再见了，我的好兄弟小宋！

    我和孙洪更、汪小波、金晓琴在一起吃了饭。金晓琴是孙洪更的对象，值班分队的上海知青，歌舞均可，是粮店副主任，沉稳、大方。我们做菜时分工明确，工序清楚，孙洪更负责做一条三、四斤的黑龙江鲤鱼，大家正高高兴兴地吃鱼的时候，才发现鱼的內脏并没有取出来，按咱们的习惯是难吃的，结果这种粗心的做法遭到了大家的哄笑。大概这场小宴会是孙、金的订婚宴会吧，我们好朋友几人很随便。孙洪更用筷子指着一盘烧鸡对汪小波开着下流玩笑说“你吃鸡吧，你吃鸡吧，”，其他人都哈哈大笑,汪小波好像不知所措，她很单纯，但对孙洪更则相当随便，她的毛笔字写的很好，龙飞凤舞，但说是也没怎么练过，看来这种功夫是天生如此。

    一次，我们对粮食系统的领导班子瞧不起我们这些本土年轻人的做法有意见，要贴一张给他们的大字报时，苦于没有写好毛笔字的人，就找到了她给帮着我们写。到后来实际上我也看不惯领导轻视这些人的态度，那时好的工作位置都让上海知青们占了，要替这些本土年轻人说说话。其实我也是本土人，但也是不想被忽视的人，这时还有些文革的遗风。我起草了几张稿纸，汪小波洋洋洒洒的给写了几大张纸，我们给贴到了领导的办公室门上，大家对这张大字报的反应还是不错的，当时，也有为了表示种种不满的人，贴了各种形式的东西在领导办公室的门上。就在贴大字报的时间左右，有的人还匿名在领导的办公室门上贴了一副门联，写到：“下边有人捧，上边有人帮，”横联是：“助手来了”，显然是有人对某人事安排不满意才这么写的，也引起了一阵轰动。这还属于文革后期，写大字报的后遗症仍在，大家并不在意，也是算个人发泄的一种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