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过去了的事

    回单位后，给领导（大概领导也不会知道）解释了一下原因，就说因故提前集训结束（看我是多能撒谎），然后就照常上班了。过了一段时间，因开手扶拖拉机的驾驶员李英超做了统计员，我也顺理成章的从锅炉房调出来当了手扶拖拉机驾驶员，以后，工作还会又有些变化。

    入团的事儿又有了眉目，因我组织过一些活动，表现的好于许多青年人，积极参加共青团组织年轻人的各种活动，又加上抽调上了市里的篮球队，大家对我刮目相看，有关该走的程序也快了，对家庭成分虽重视，也是次要的了。赵济全对我也不算操心，见我积极上进而且人缘也好也就没办法，就顺水做个人情，在一九七四年年末的时候加入了共青团。我也是热血沸腾，和宋成立是一起入团的。我们一块宣了誓言，奋斗了多年的目标实现了，又算进了一大步吧。

    每天早晨我尽量早起拉二胡，早晨四点半就起床。拉二胡从不会到会，后来拉的有模有样了，一天晚间在锅炉房我拉二胡曲儿，那是个很深沉的曲子，在锅炉房的隔壁有位老工人听了装内行便对其他人说：这个拉二胡的一定是个老者。结果一看是我，他闹了个大红脸。我除了拉二胡还带着学学月琴和笛子。学学乐器倒也不错，问题是大家住个大宿舍，住十几个人，人太多，还有上夜班的人，不免影响的太厉害。一个三十多岁的老工人，长着一脸麻子，姓孙，大家叫他孙麻子，性格孤僻内向。一次和小宋、杨吉杰、我三人来了个器乐合奏，小宋弹月琴、杨吉杰吹口琴，我拉二胡，有个同学还会摆弄无线电，还给装了个喇叭，开始时白天听着还可以，有点像收音机样的声音，但晚上九点半了还叮叮咚咚吱吱啦啦地响。孙麻子上后半夜的班，吵闹得厉害，他实在睡不着，就对我们大声吵起来。我们仗着人多，没理也不让他。于是他找到正好值班的厂长高贤民那里。高贤民来到宿舍不分由说，拿起二胡就摔，把我们三人训了一顿，那一次印象真是深刻。直到四十年后的今日，摔断了头的二胡还在我这里拉着。

    每次县里来煤、粮食、食盐等，这些货物都是用船运来，数量很大，一次几千吨，我们县里这个小城不得不动员全县的壮劳力来卸船。煤用柳条编的篮子挑，粮食用麻袋装，食盐用草袋子装，卸船要扛着重物走过长长的跳板从船上再到岸上。我们粮食系统青年多，在县里首屈一指，这是县里使用我们这些劳动力的主要目的。一次全县要用一百多人，每次我们粮食系统都要抽去几十个青年去干活。每次来这些货物，我也是首当其冲，必须要去。那时我正在要入团，干活不要命，走长长的跳板，经常是把从肩上麻袋一放下就赶快小跑着往回来，别人两趟我能跑三趟，年轻时也不知疲倦，每次下来浑身湿透。有个老工人（四十五六岁）感叹地说：“上帝也有眼，这样的人入不上团啥样的人能入上团！”。那时，每个单位都有几个这样傻了呱唧的小青年，干活不要命。有的年轻人就是这样，有激情，有干劲，信仰简单，遇事不加分析，盲目、冲动，易被人利用。文革中的红卫兵、“五四”运动的读书学生、“四五”事件的青年，无一不是这样的青年人，结果最倒霉的也是他们，当然我在年轻时呆过，那时我也是这样的小青年。

    几乎每年夏天我们县都要动员全县人筑坝防汛。此时粮食系统就派几十个年轻人去，挑土篮（柳条编的篮子），走过长长高高的跳板，直通大坝，有时冬天也这样干过。一次我的棉裤都湿透了，回家来冻得硬梆梆的，要在火炕上腾干，我姨奶奶心痛地说，这么拼命做啥呀，人家领导要求这么干吗，我也累的瘫痪在炕上。

    还有，几乎每年我们县都有森林火灾，仅有的管辖范围光边境线有五百多里，面积有六千平方公里，有很多森林，丘陵和极少部分草原，称八山一水一分田。我们县几乎每年都有森林火灾，大火灾要动员全县人，小火灾去几车年轻人就对付了。第一次打火，在县里附近，全县共去了五百余人，这次打火，火倒是没看到，山路倒没少跑。队伍带着电台，只知道火头在哪，队伍就奔向哪儿。天天只顾奔命，累得是不行不行的，饿得也实在不行。我们走到了一个村庄，累得实在是全身疲软，几个人一头扎在一大堆铡好的草料里闷头大睡，也不知过了几个小时，一醒来，满头碎草。饿极了怎么办，上边发给长了毛的小饼，我们吃得狼吞虎咽。后来给我们运粮的货车运来一坛坛榨菜，大家如获至宝，实在等不及就搬下来一个个把坛子打碎，迫不及待的吃掉，打火完了回到家里，身上背袋里还装着长满白毛的小饼。

    转眼到了一九七四末年，我入了团后也了却份心思，工作也算稳定下来。我天天开个手扶拖拉机全县满街的跑，也从姨奶家搬到粮食宿舍与小宋、杨吉杰一起同住。业余时间愿意玩儿，但姨奶奶那里我也天天回去吃饭。因为宿舍虽人多，但毕竟是小青年在一起也热闹，姨奶奶家只有两件事，就是挑水劈柴，也简单，三天挑一回水，我偶尔在姨奶家住一住。不在姨奶家住时，我和年轻人住在粮食宿舍里，这样玩起来更方便了。

    在宿舍住我大兴土木，在宿舍的窗前开了个小菜园，栽上了茄子、辣椒、西红柿、豆角之类的蔬菜，在大门前竖立个单杠，供锻炼身体用，还挖了个沙坑，竖了两个标志杆，天天练习跳高。那时中国的倪志钦刚在中国长沙用俯卧式跳高方式打破了世界跳高纪录二米二九，全国为之振奋，我也天天练习，一阵子练习得是非常刻苦，我的身材高，腿也长，开始一跳就能越过一米四。我卯足了劲儿练，没有教练自己练，在沙坑里又放上几只草袋子，用俯卧式跳，摔到沙坑后有草袋子做缓冲，我不信跳不过两米！那时我没个像样的教练，要有的话就这种练得刻苦劲儿，也能成绩提高一些，但终因没有教练和天赋，这事不了了之。

    中国由于林彪事件的原因，毛主席的精神头两年多时间也没有缓过劲儿来，只有周恩来在跑前跑后的张罗国家大事，他的威望如日中天，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爱戴。中国与苏联彻底交恶，毛泽东一看四面受敌也不行，这样太孤立了，于是就要和中国人民的宿敌美帝国主义和好，以符合中国古代的军事家孙子的军事理论。孙子曰：“远交近攻”，毛主席是熟读“孙子兵法”的，他借用打乒乓球这个契机，正好在三十二界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我们的前世界冠军庄则栋在“大巴”上无意与美国一青年运动员相遇，互相还赠送了小礼品，他也是非常正常地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的应有的接触。

    但毛主席的中国当时正陷于邻国苏联的武力威胁、中美敌对、国内刚发生林彪事件的重重内外交困之中。他就抓住了这个向美国示好的机会，破天荒地邀请美国的一民间组织美国乒乓球队来华访问，通媒体的舆论平台向全世界表示欢迎美国总统来中国访问的意思。美国总统尼克松也是处在两党选举互相争斗的漩涡、与苏联争霸世界不可开交的关键时刻，正巴不得取得与苏联原来的盟友中国的帮助，于是求之不得地迅速接受了毛泽东的好意，就这样，所谓一个“小球带动大球”的外交活动开展起来。美国总统尼克松乘飞机率团来中国访问，周恩来总理亲自前往机场迎接，事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来华做了几次铺垫，毛泽东会见了尼克松总统，表达了对尼克松总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友好感激之情。接着日本的首相田中角荣也来到中国与我国建交，引起了一连串国家的建交，从而打破了中国对外关系不好的坚冰。至一九七四年，中国的当时状况是:“国富民穷”，国家看似强大，但现代化程度低，人民生活艰苦。十几年来，国家只维持在抗美援朝以来外强中干的虚架子，那时国内人们的生活水平、文化娱乐少之又少，国内猪肉七毛一斤，而且走后门都要些肥的，文化娱乐全国仅有八个样板戏，即便是这样，有时为了看个看过许多遍的样本剧电影票也要争抢，年轻人不是想看内容，而是要有个消遣娱乐的场所。市场上几乎买任何东西都要票，人们都想不到，什么肉票、布票、自行车票、粮票、油票、烟票、酒票、肥皂票等无所不用票，买个东西还要走后门，有钱还要有关系才行，如手表、缝纫机、座钟等，但那时倒人人平等，要清贫大家都清贫，谁也不比谁强。我那时买的“春雷”牌三波段收音机倒也性能不错，收个体育现场转播也能听到，天天捧着在耳边听。

    印象记得很清楚的一次是中国足球队和马里足球队的现场直播，我和小宋也听得津津有味，不过那时中国队还能和这类国家抗衡，现在倒也难说。我天天还是练跳高，拼命得跳，反复得跳，我不信跳不过倪志钦（他跳二米二九当时的世界纪录），跳不过他还跳不过赵起（我班的同学，他能跳一米七，平时牛的很，后来调到粮食给小宋开车）。经过自己的刻苦练习，我最高只能达到一米五，再也上不去了。开始还有人围观，渐渐门可罗雀，无人看了，他们称：“小黄不过如此”。此外我还练过举重练过单杆，举重杠铃是我们自己焊的东西，也就一百一十斤，只能举十几个，单杆做引体向上，经过练习能做二十个，看来我不是搞体育的这块材料，实践证明，并不比别人强。我的体育梦这样破碎了，经过四五个月，就不练了，但是，一个好的身体基础倒这样打好了。

    一九七四年的春节，第一次没在家里过，是在单位与大家一起过的，记得给大家操办春节晚会，有做游戏、猜字谜等，猜中即给奖品，参加的职工家属颇多，半大孩子们哄抢一堆小奖品，我是主持人之一，却也是说了算，与大家在一起也热闹高兴。在这次春节前还是想回家过，我们家人在一起倒也热闹，但是我不回去还是不大热闹，少了个主要的。只不过在春节之前我和姚巍到客运站去看了一下，他们也遵照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教导，这是文革后期，前一阶段总是干革命国家有些经济上支持不住了，所以后来又要求下边革命即要抓，生产也要做。我们县的客运站也做出响应毛主席号召的姿态，特意张贴了一个布告，上面写：“春节期间，为支持加班的同志，大年初一客车正常运行。”，这样一来我和姚巍（他家在离县五十公里的叫结烈河的小村子，和我同路）却当真了，也安了心，一合计要是初一早晨坐客车走的话，也算回家过年了，先安安稳稳的把春节晚会办好，这也是工作，我俩大年三十忙了一晚间。

    第二天一早，我和姚巍带着拿回家的礼品买车票上车回家过年。谁知道到客运站一看，仅有我俩人，空荡荡的客运站只有两个人，司机叫李万有（客车司机）全县就几个人，和我爸爸同一个系统，都认识。他也没烤车准备发动，背着手准备回家过年的样子，他对我们熟悉，对我们也不愿意搭理。一打听得知，客运站没有准备上班的意思。过年了，客运站的领导想我们县人口少，大年初一能有客人吗？就写个布告应应景，上级也好表扬下来，想不到真还有我们两个人。我于是和他们讲大道理，自然道理在我们一方，他们也没再考虑什么经济效益，站长只好决定马上发车，驾驶员百般无奈的发动了客车直奔汤旺河而去。整个大客车仅有我和姚巍两名乘客，司机满脸不高兴，这样到了结烈河姚巍下了车，车上仅剩我一人，终于到了二所我的家。下了车我爸爸奶奶想不到我初一能回来过年，自然非常高兴。但见了司机也不好怠慢，于是千恩万谢，热情的留在家里吃了大年初一的饭，不免喝了点儿酒。以后司机开着空荡荡的客车，去向了估计也没客人的汤旺河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