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过去了的事

    在一九七零年我七年级时，在稻田有几个养路工人的同班子女转学去了县里的中学，因在农场学习用的教材与县里的有所不同。农场的同年级的教材稍难一些，因此开始去县里的几个因此跳了一级，上了八年级。

    所以，我这颗少年之心也就不安定了，也未同家里打招呼，一天就独自一人行李卷一打，简单的给学校方面说了一下，学校给开了一封证明我是七年级的“介绍信”，就跳上了一辆汽车便去了县（在东北方相距约60里）里。从此我以后的生活里，经常不与别人商量便独自行事，就成了我的习惯。这为以后决定重要事情时独断专行的性格埋下了不好的伏笔。到了县里后找了一位由稻田村转到县中学的同学叫殷雪宇的，他把我介绍给了县中学张一柏老师（我未来的班主任）。

    记得那天细雨濛濛，早晨张老师还有课忙得很，就匆匆看了一下我递给他的转学证明，就说：“你到七年级去吧”。我一怔，想：本来我就是七年级，这样一来也没达到要跳一级的目的呀。不知哪来的勇气，就急忙辩解道：“我们生产建设兵团学的课与你们八年级的相同，应该到八年级上课去才行”，此时，他因有课匆匆忙的，一时也无法顾及的太多，就随口说：“那就去我们班吧”。他是教八年级的班主任，于是，就这样简单顺利地完成了我从七年级跳到八年级的过程。但是随我之后，一些又转学去我们县里的其他同学（如我稻田村的同学张爱茹、我现在的爱人郝淑珍等人），则是“吃屎也没赶上热乎的”，就未能如愿。那时刚刚复课闹革命，（文革中学生都是不上课，有的参与打、砸、抢之类的事儿，之后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恢复了上课闹革命），所以一切都是马马虎虎，有时也不用办什么手续，全凭老师一句话，我就这样跳了级后上了八年级，这与我敢说的那句话有关，此时我十四周岁。

    大概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什么是九年制的中学吧！文革以前，全国都是从小学到高中十二年一贯制，到了文革，本着毛主席“学制要改革，教育要革命”的号召，全国很多地方修改了学制，将原来小学、初中、高中从各六年、三年、三年，共十二年，改为五年、二年、二年共九年，这样，就算是在学制上打破了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从某个角度来说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存在了。”，这是毛主席的原话。这样我从初中的七年级跳到了高中的八年级，原来与原来的同班同学就此变为了上下班级同学，她们是七年级，而我是八年级，是怎么跳的呢，就是在上面说的，不是凭学习，而是依靠运气和敢说话。

    到县里后开始上中学八年级了，其实农场是与县里学的课有点儿差距，但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农场中学是初中只有语文、数学两门课，而县中学八年级是高中已开始学俄语、物理、化学还有数学、语文。在农场只有语文，这比县中学多学了一节课。而且俄语、物理、化学农场是没有的，就是我没学过，别的倒可以，可以死记硬背，可数学却很伤脑筋，不学不会，仅凭死记硬背无法跟上班级其他同学，怎么办呢？去了以后过两个月就要期中考试，若数门不及格则可能难以在八年级里混，俄语、物理、化学可以咬着牙死记硬背，数学没学过呀。

    我爸爸妈妈家一九七零年已经搬家至离县城南边一百六十里的山村（二所道班），因妈妈在养路段总部的卫生所当医生，那时中国与苏联交恶，县里许多单位的后勤人员都疏散在离一线稍远的深山老林中，这卫生所也就办到了“二所道班”，而他们单位的养路段总部叫段部则设在县里。

    段部有一个大宿舍，用以接待经常去县办事的人员，宿舍内有一长炕能睡十五六个人，我就住在这个宿舍里。另外还有一女生宿舍在隔壁能睡两三个人。常住的有我的女同学叫张东菊、付英、刘敏三位，她们都是从农场转到县来上学的养路段工人的子女。那个叫张东菊的女同学，也是从稻田村农场学校早我半年转过来的，患小儿麻痹后遗症，腿有些残疾，但人很聪明，尤其是学习很棒（和我同岁，对我很是要好，后与一上海知青结婚）。要考试了，咋办呢？小时我很怕羞，男女同学见面不说话，碰面时侧身躲过，那时几乎男女同学都是这样。但那时也顾不得这些了，就厚着脸皮请她帮我，一拍即合，她就满口应承下来，每天一放了学，就在养路段宿舍帮助我复习课程。俄语倒是好办，会十二句喊话就行，哪十二句呢？即：“缴枪不杀、不许动、我们优待俘虏、打倒勃列日涅夫、再见、你好”等等。于是将近两个月，她是全力以赴、孜孜不倦地全力帮助我学习，每次数学课结束，就把精心整理好的课堂笔记借给我。那时能用心做笔记的人真是凤毛麟角，遇到了难题，我俩就一起潜心琢磨，力争求解。这么多年，我有很多好的习惯，也是那时留下的。我们一起学习的情况，在课堂上也有，甚至曾引起了其他同学的嫉妒，从由于因害羞不敢见女同学而喊我是“大封建”，到后来喊我“黄大胆”，那时只想考试过关，也顾不上这许多了，这样一起学习了老长的时间，后来期待已久、可恶可憎的期中考试终于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