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过去了的事

    写到这里，大家不禁对我家是如何到了东北有些疑问，那么就对各位介绍一下吧。

    先聊聊我父辈的家境。我爸爸家里兄妹五人，他在家排行老四，有我的两个大爷，另外还有我的两个姑姑，其中他上面我的一个姑姑比他大一岁。我爷爷叫黄风彩，他从年轻时做生意，家中无地。我看过爸爸的家史资料，一次爸爸不知从哪弄来一个档案袋，让我给有关部门写信，看能不能要回人民公社占用的咱家房产，袋里装有咱家过去的一些历史资料，有全部的家产，上面写有房子九十几间，地一亩半，毛驴四分之一条腿。同时爸爸也给我介绍了一些过去家里的情况。

    他说从我爷爷辈，家里就辛勤做生意，解放后公私合营时已有点心铺、杂货店、旅店，甚至在解放前还有钱庄！是我们县有名的大户。

    那时这么有钱遇到土匪时怎么办？爸爸说，家在山东老家县里的兴隆集住，我们县的南边这一带都是平原，那时大股的土匪都在西面几百里枣庄一个山区叫抱犊崮的一个地方。在我家乡的一带有土匪，他们也是些乌合之众，一些小混儿混儿。我们家里有一个大院，大院的四角上有碉堡，上面堆一些石灰袋放上一两杆鸟枪，来了土匪就先扔石灰袋，对空鸣鸟枪，不行再打两枪，就把他们驱赶了算完。二十几年前我曾跟我大姑去过老家，她指着靠街的一排老式旧房说：“这一片过去都是咱家的房子”。

    解放前那里是日本鬼子、伪军、国民党、八路军互相争夺的地方，那时我爷爷与日伪、国共三方都有关系，说是还掩护过八路，唉，不搞好关系难以生存下去。而那时的八路领导是后来当上专区专员的孙专员。正是这位孙专员的证言和保护，解放后家里因地少（家庭成分按地划）划了个中农。谁知一九五七年因反右，孙专员不幸摊上，我爷爷因无他的保护，而在广大贫下中农中不缺仇富之流的鼓动下，则又被划为富农。当时，我爷爷那时还算有资产，房产被公私合营后还当副经理，但划为富农后则房产全部被公社占有。听我姑姑说，那时的状况极为悲惨，当时家里人也不知道情况，都像平常一样去开会，在会上就被宣布为富农，那就归属于“地富反坏右”一类的，那是中国革命的对立面。等全家人回到家，全部的家产已被贫下中农们分光，房屋也是。据说当时贫下中农纷纷到店里搬柜台时两柜之间缝隙里的银元也有十几块！后来全家人仅剩下身上穿的衣物，就连换洗的衣物也没给留下。而我爷爷的副经理也被拿下。我爷爷气不过，然后想来不如杀身成仁，自己辛辛苦苦做了这么一生到头来竟然落个这样下场！于是他一气之下跳井自杀。这人啊，死是好死，自己能得到解脱，但人活着也是为了自己所爱的其他人活，不应该这么自私。

    那时我大爷虽聋哑但能干活，二大爷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和大队长、大姑（比我爸爸大一岁）在县医院做护士、二姑在济南铁路段做学徒工，而我爸爸光荣得很，当兵五年转业后在公安处当干部，除我大爷二姑外都是中共党员！我爷爷一死不要紧，几乎立即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家庭成分被改为富农又是“现行反革命”。当时共产党对此可不讲情面，以上人员立马一律开除下放到农村老家，党籍也开除。立即回老家，回老家听是好听，现在说是“常回家看看”,但那时家里只有一亩半地，还要交公粮，这些人都是精壮劳动力，家里只有我奶奶在家，哪有供这些人吃的东西。只好先不讲理了，现在是“告状、上访”，那时哪有这些机会。顾肚皮保命要紧，于是乎赶快想出路。我大姑二姑是大姑娘，又年轻，我大姑非常漂亮，当时在我们县人称我妈和我大姑是县里的“两朵花”，不愁嫁。一九六五年我妈妈碰巧认识了已离婚的抗美援朝回来的姑父，就把他介绍给了我大姑，这位姑父当时是县交通局局长，他可不管这方面的事，结婚后大姑生了两个表弟，生活就好了起来，这是后话。二姑也找个黑龙江人嫁了，姑娘好办，而拖家带口的男人不好弄。我大爷二大爷回家在人民公社干活。而爸爸呢，从解放前开始上学，一九五三年恰好高小毕业，他十三四岁个子也高，大概也有近一米八，算大高个了，恰逢抗美援朝，山东兵也好招。我爷爷可能想，男孩继承父业也就一两个足够，于是送爸爸当兵，但年龄小不够条件，又给招兵的磕头作揖，可能又挖门子找窗户的。爸爸当兵后年龄小个子高，无力气，怎么办，嘿！有办法，当警卫员，于是做了四五年青岛警备区司令马向光的警卫员。马向光，老红军，文革期间曾任浙江省常委，一九八八年去世。在一九七六年时我去上海周边出差，爸爸曾给我一封他写给马向光的信，我到了杭州后，见此人住的地方森严壁垒，不好进入，不去也罢了，出差时我们两人，也懒，便失去了与他见面的一次机会。爸爸做警卫员期间，也跟着领导去了不少地方，北京常去，还去过西藏。转业后到了市里的公安处，公安处也需要像爸爸这样的人，身体魁梧、身材又高、中共党员、当过兵。领导见他个子高一米八三，让他暂去公安处篮球队管理伙食、边参加训练。但他篮球打得并不好，七十年代初，有人见过他参加比赛，这人也看过我打的，说不如我，但爸爸有个国家三级运动员证书，偶尔拿出来显示一把，以示这方面要比我强。

    一九五九年，全家遭厄运后我爸爸痛遭公安处开除公职、党籍，下放到老家。当时我已经三岁了，我妈妈当时在县里的百货公司上班，很出类拔萃，好不容易当上中共党员，因我爷爷家庭成分突然改变，成为了“现行反革命”的家属，也要大祸临头！

    我爷爷与我姥爷早年在县里都是有名的人物，我姥爷年轻投入革命，跟随孙专员工作过。解放后任职县城的所在地城关镇党委书记兼镇长，在文革中挨过批斗，文革结束任县城关镇政协主席。一九八五年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