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过去了的事

    话说在解放前的某一天，他与我爷爷一次偶尔见面，说，你我两人都有十来岁的男女小孩，已到定终身大事年龄，且男的潇洒，女的漂亮，双方条件均可，何不结成一对。两人一拍即合，定下爸爸妈妈终身大事。一九五五年两家事业顺利、家庭兴旺时。爸爸妈妈结婚，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八年我妈妈有了俩男孩，老大是我，叫黄新军，老二叫黄线军。我记得五六岁时见过他的样子。当时我在县幼儿园（县里唯一的幼儿园），他也在那里，有点黑瘦，跟我爸爸和姑姑有点像，是我姑姑送他去的。爸爸妈妈婚后美满幸福，但好景不长，乐极生悲。爸爸被开除后妈妈也受牵连，领导多次找谈话要其站稳立场，要与黄家划清界限，当时正是她入党不久，此时如何站稳立场？如何划清界限？我妈妈思来想去，只有离婚一条路，才能与黄家这个“反革命”家庭划清界线，于是，赶快离婚，两孩子一方一个，我像老杨家，长得像，我妈妈要，黄线军像老黄家，我爸爸要，此时我改名叫杨新军，我妈妈一人从此照顾我到去东北前的九岁。

    这时，爸爸与我奶奶在农村老家一起生活实在过不下去，恰好有一远房亲戚在黑龙江省乌拉嘎金矿当工人，万般无奈之下，决定投奔那里，把黄线军暂寄放在我大爷家。于是，爸爸于一九六零年乘上了济宁去哈尔滨的火车（那时看过‘焦裕禄’电影的人都知道，无数人们乱哄哄在火车站拥挤要去东北的场景，也如实地反映了我爸爸当时的状况）。幸亏他在部队跟着首长走南闯北过，又有文化，一路在火车上勤快地帮助乘警维护列车次序，扶老携幼，大受乘警的赞许，一路上竟然没向他要车票和证明就顺利到达了哈尔滨市。随后转车到了伊春，在那里恰巧碰上县养路段来招工，那时黑龙江省的边境荒凉地区缺少搞工程建设的工人，这个县便派出车辆去伊春等地招收关里来的盲流（指盲目流动的人），我爸爸竟然有幸被挑中，到了临近里县的汤旺河（当时叫东风）林业局。虽然那里离乌拉嘎金矿非常近，但我爸爸想：找到亲戚后还要再找工作，而现在自己已找到工作，就不必再麻烦亲戚了。这样，他就荣幸地成为了一名县养路段的养路工人，当时是名临时工，七十年代后才转为正式工。

    招工后县养路段派我爸爸去当时的东风林业局背粮。那时县里还没有通公路，从东风到县里二百多华里路，历经有原始森林、塔头甸子，还要数次越过一个小河流“结烈河”。

    那时是东北黑龙江冬春之交季节，时有“堰流水”，就是春季融化的水有时流在冰面上，背粮的由六七个人组成背粮队。我爸爸在那里荣幸地结交上一个人，就是我现在的岳父郝延升，他是背粮队的队长。可以想象到：两位老前辈一起深一脚浅一脚，在冰水里蹚着，一边身背几十斤重的粮食，一边手拿砍刀在原始森林中砍着灌木摸索前进的情景，他们时常四天的路程三天走完，为的是多拿点报酬。我岳父回忆说：“脚上穿的毡鞋，冰水泡湿了就用火烤一烤，我爸爸也很能干，个子高，两条腿也长，走得快，还替我背了些东西”，背粮后，县养路段对我爸爸的初次表现很赞许，开始修路了，就让他带一个小队，成了小头目。一九六四年县里直达东风林业局的公路建成通车，县养路段下分十个道班，全长正好一百公里，大约每十公里一个道班，养护着这条公路。我爸爸工作踏实肯干，经历多，更重要的是有文化，他的钢笔字写得好，基本上是仿刻钢板一笔一划的方块字体。那时信息的传递全靠写信，几乎全养路段的人看到我爸爸写的钢笔字都说好，他后来就被任命为“小滚沟”（在县城南十五公里）道班班长，领着十几个人在小兴安岭的两座山之间山脚下安营扎寨。我听他说过，有一年几乎一人在那里过春节，上山用套子套了个兔子烤吃了，算是过了个春节。大概在一九六四年，小滚沟道班不知因何原因着了一把火，后来有好事者要讲我爸爸的事就说，“黄班长火烧小滚沟”，不知是什么原因，这把火并没有把我爸烧焦，分毫未伤着，他后来仍然被重用。

    一九六五年初，养路段在“一班（在明德北一公里）”弄了个小农场，给养路段段部种粮种菜，又让我爸爸当所谓的农场场长，带领六七个人，还有几匹马、几头牛在那里种地劳动。几年后我被其中一匹高头大马所震惊。那匹马十分高大魁梧，远远地高出其他马匹，我爸爸一米八多的身高也就和它一般高，枣红色。根据马的年龄推算，大概是日本开拓团的良种后代。

    此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黄线军不幸淹死了！他在大爷家被照顾，那时大爷家只有一个我堂姐，可能是五六岁的小孩子淘气，跟其他孩子在水塘玩耍，不慎溺水而亡。出事后我大爷还牵来一头牛，孩子在牛背上躺了一会儿，终回天无术。我爸爸伤心欲绝，终想到要与我妈妈复婚，于是信件往来非常频繁。双方再三商议，我妈妈单身带着我已有五六年了，三岁我上幼儿园，大点儿一周接送一次，但我妈妈已经二十六七岁了也不能这么靠下去。可能是我爸爸又说东北如何如何好，自己干得也不错，俩人在一起总比单过强之类的话，我妈妈终于同意带我去东北复婚团聚！此时我已经上关里老家县西关小学，记得当了一年班主席。一九六五年下半年，我爸爸又调到明德道班当班长，我后来的岳父郝大爷是副班长，同年十一月，我爸爸回到山东接了我们，再领我们到了东北。

    这就是我们家在由关里到东北的一段经历。这段经历貌似不简单，但是在当时来说，在那个时代，也是许多人们的经历。那时正值我们国家经历政治运动的开始，紧接着又是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还有红卫兵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以后这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可以说凡从那时候过来的人们，哪一个没有经受过种种苦难。但是我的长辈在运动中因为成分不好而没有受过什么过分的冲击，也是平安地过来了，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