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提议应该说是相当切实可行的，而且还代表了相当部分南方官僚和知识分子集团的意见。因其时山陕一带赋税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收入早已分毫无存，北方所需之衣食赋税，一直都有赖于南方漕运，而南方近年又无什么大的灾异，形势尚算安定，江南富庶也一向甲于天下。另外，明朝本就起自南方，开国后便设有南、北六部两套班子，因此只要留北京六部的部分官员镇守北方，崇祯自己南下坐镇南京，那么不管明军在北方和李自成胜负怎样，朝廷自然能安枕无忧，同时凭借崇祯的威信还能提督南方明军和地方势力加大剿灭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的力度。
这个建议应该是突然提醒了崇祯，让他看见了一条以前没发现过的光明大道。从他对应该怎么在朝上提起这事、具体怎么实施、北方的关防和兵力应该怎么部署等等具体事务全都毫无概念这一点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之前他完全没想过这条路。
所以，崇祯着急要召这几位来问个清楚明白。
对此次召见的人数，各书记载不太相同，少的说只是李明睿一人进见，多的则说还有李邦华、吕大器两人在场。
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二月底，崇祯曾经有过“给李明睿冠带陛见”之举《崇祯长编》。，再联系各书记录以及崇祯前后举措，我们可以认为那是第一次关于南迁的召见，而当时崇祯应该没有就此事立刻表态，估计是在试探和考察李明睿。盖因兹事体大，崇祯性格又极多疑，不至于马上就那么放心地表露出自己的倾向。而《北略》记载李明睿于正月初三进见后，马上要求“屏左右”谈话，会见完毕崇祯赐宴文昭阁，《遗闻》则说先是三人一起进见，然后再一次单独召李明睿入见。综合看来，《遗闻》所言似乎比较合理。
之所以这样说，乃因李邦华一直是南迁的坚定倡议者之一，而吕大器是李明睿的举荐人，事实上，这举荐也还有李邦华的一份，“以总宪李邦华、总督吕大器特荐，起田间”《明季北略》。。这两人把李明睿自“田间”“特荐”给崇祯的真正原因，只怕就是因了李明睿所提出的南迁之议。
事实上，崇祯南迁是针对崇祯十六年之后局面极好的一个对策。
因为崇祯的君威君望之高，绝非此后南明那几个什么帝什么王可以比的。
崇祯，是真正的大明天子，只要他在一日，就无一个臣子敢撼天的，此后的四镇也好，左镇也好，再跋扈也只能降伏在一道诏书之下，更别提什么孙可望之流了。就看当年的魏忠贤，势力几乎覆盖整个大明朝野，而崇祯却只以一人之力在举手间就将其彻底覆灭，前后无一人敢有、会有不臣之心。
究其原因，只因此刻的天下士人，依然是朱明的士人。永乐朝开始起的“家孔孟而户程朱”延续至今几三百年，其威力之大岂是朝夕之间可撼动的，即便是入了关的清人，到了康熙也终于成了儒家弟子，心里到底还是从了汉，成就了个汉人心满人身。而崇祯殉国之后，中原一时无主，形成了一个权力真空，等纷争一番后弘光先监国再继位，北方人心已去，再加上南明小朝廷忙于争权夺利继续党争全无光复北方之气象，继而再失南方人心也是预料之中，这和崇祯自己南下有着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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