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崩地解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12）

    这，使得杨嗣昌极为头痛。

    对此局面，杨嗣昌经过衡量后认为不能同时开辟两条战线，于是他试图先和清廷议和，然后等剿灭了内地的农民军，再回过头去收拾关外清军。

    就当时的局面来看，和清廷议和应该算是个比较务实的策略。杨嗣昌的这个想法，和当年袁督师的策略在一定层面上不谋而合，应该说不失为一个权宜之计。

    当年袁督师在关外，就曾试图先与清廷议和以便争取时间积聚力量，待日后再一举灭之。因为如果双方不能暂时休战，那么就会不断地进行拉锯战，虽然以当时的局面可以预料双方不会有大的胜负手出现，看上去都不会有太大损失，可明军却会因此无法巩固阵地、无法聚集起压倒性的优势兵力，从而导致无法在一定时期内最终解决清这个边患。所以袁督师试图以议和诱惑清廷暂时停战，以便加强各处堡垒城防，同时积聚物资和兵力，以图在最后一举击溃对手。

    而杨嗣昌此刻面对的情况则要更恶劣一点。

    在他面前，是已成燎原之势的农民军，原就应付得极为艰苦，好不容易刚刚把他们压制下去，还未来得及巩固战果和肃清农民军残部，清廷却从斜刺里杀了出来，显然在这样的情况下，两面作战不是明智之举。因此不得不说，此刻的清军入关，很偶然地挽救了明末农民军的颓势，使得农民军势力得以喘息和休整，并在此后不久再次进入农民战争。

    农民军是无法议和的，招安也不是没用过，可大大小小的农民军往往势穷则降，一旦再度发生饥荒或者官军兵力和防备有所松懈，马上又会复起，是以显然不可能真正地去招安他们。而清军入关，在杨嗣昌等人看来，无非是志在钱财物质，只要诱之以利，是可以让其退出关外的。一旦此计得行，那么明军就可以先聚集全部力量彻底绞杀关内农民军，回过头来再去对付关外清军。

    应该说，这个认识是比较客观也是可行的。可在中国历史上以及充满夷夏大防的道德观中，凡是和外族议和的，大都会被冠以昏君奸臣的名号，是以历来几乎无人敢和外族议和，即使有迫不得已的权宜之策，最后也还是要想尽办法掩饰，乃至不惜修改史书。譬如贤如盛唐明君李渊、李世民父子，也是对此极为忌惮。当然了，他们两位做得更过分些，他们是向突厥称臣借兵，这远要比议和来得严重，因此饶是李世民后来灭了突厥帝国，一雪前耻，可依然对此耿耿于怀，是以唐书本纪之中，绝口不提此事。如果不是李世民在李靖大破突厥后，一不小心说出一句“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而被史官记入了《李靖列传》，只怕后世还不大好断定他们父子曾对突厥称臣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