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此，崇祯、杨嗣昌想和清廷议和，也只是偷偷摸摸，决计是不会让人知道的。大明朝后来有个兵部尚书陈新甲，便是因为秉承崇祯的意旨悄悄和清廷议和，但事不密泄露而被杀头的。其实议和还不是他被杀头的真正原因，千不该万不该，他为了表白自己不是擅自议和，竟然一口咬定是崇祯指使他这样做的，于是就掉了脑袋。
倘若他聪明那么一点点，独自把这个黑锅背下来的话，我想他的脑袋也许还不致于搬家。
再说杨嗣昌，这个人虽然有相当的政治、军事才干，但目光比较短浅，为人行事急功近利又不太愿意挑担子。譬如他为了在短期内剿灭农民军，提出每年加征饷银的额度多达九百二十余万两，此实为饮鸩止渴，竭泽而渔之举。因为这个政策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在崇祯十三年的旱灾之年，饥民们再次揭竿而起，形成了又一次规模空前的农民大起义。
他有相当的军事能力，能居中策划，但却不是个好的领军统帅，因为他很明显地不愿意负责任，所以事事都把崇祯请出来，以避免自己受责。《明史》这样记载道：“嗣昌据军中报，请旨授方略，比下军前，则机宜已变，进止乖违，疆事益坏云。”
另外，杨嗣昌的心胸狭隘，报复心极强，往往因为私人意气而不顾大局，甚至不惜诬陷杀害忠贞之士。不过这在明季相当普遍，往往只要政见不同就要置之死地而后快，也许是个源自党争的士人通病。当时有位编修杨廷麟，对他处处刁难卢象升，意图置卢象升于死地的做法实在看不过眼，就上奏道，“南仲在内，李纲无功；潜善秉成，宗泽殒恨。国有若人，非封疆福”，以南宋主战的忠臣李纲、宗泽比卢象升，以奸臣奸宦耿南仲、黄潜善来分别比杨嗣昌和高起潜。
此处，先得为杨嗣昌说句好话，他虽然人品不怎么地，但他坚持不两面作战的策略，应该说是客观的，也是当时当地的最佳策略之一。而杨廷麟和卢象升虽然忠心耿耿，在此问题上却不免失于迂腐，他们简单地把议和等同于奸佞甚至卖国行为，显然，他们在此混淆了道德和战略决策的界限，把道德观混杂到了纯粹的军事与政治的战略决策中。
不过，这也怪他们不得，中国的历史，从来就不是战略和军事第一，而是道德第一的，李陵之于汉武就是最好的例子。
李陵以数千战士独行大漠，力抗十万匈奴，杀伤数万，力尽被擒。《史记》曰其时“陵败处去塞百余里，边塞以闻。上欲陵死战，召陵母及妇，使相者视之”。在这里，汉武的意思很清楚地甚至连一点掩盖也没有地裸地表达了出来，他希望李陵能为他“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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