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糟的是，集体行动有着强大的催眠作用，头脑清楚的人一旦卷入群众运动也会被催眠。勒庞发现，集体行动的催眠作用使得有意识人格消失，无意识人格得势，“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的委员们如果分开来看都是举止温和的开明公民，但是当他们结成一个群体时，却毫不犹豫地听命于最野蛮的提议，把完全清白无辜的人送上断头台”［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22页。。柏克也同样指出，法国大革命的民主运动使群众拥有不受限制的放肆的权威，这说明“完美的民主制是世界上最无耻的东西”［英］柏克：《法国革命论》，125页。。在肆无忌惮的民主中，法不责众使得无人害怕遭到惩罚，人性中坏的一面充分发挥出来。所以柏克相信多数人的暴政甚至比王权暴政更加残暴，“在群众的迫害之下，每个受害者处于一种比在其他任何迫害下都更为可悲的境地。在一个残暴的君主统治下，他们可以得到人们的慰藉和同情以减缓他们创伤的刺痛，他们可以得到人们的称赞，在他们的苦难中激励高洁的恒心。但是那些在群众之下遭受伤害的人们却被剥夺了一切外界的安慰。他们似乎是被人类所遗弃，在他们整个物种的共谋之下被压垮”同上书，165~166页。。法国大革命讥讽性地以它的实践破坏了它所高调宣布的自由、平等和人权。
柏克认为英国革命更为稳妥，阿伦特则发现美国革命更可取，一个重要理由是，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都不是由喜欢妄想的小知识分子领导的群众革命，而是由政治家和社会杰出人士基于对现实问题、政治形势和真实人性的理性估计而进行的制度革命。好的革命并不强求按照理想去创造一个好社会（现实总是不向理想靠拢），而仅仅试图创造一个更有利于社会发展、政治风险最小化的稳定制度，这种制度首先强调普遍有效的法治以及那些能够界定清楚并由法治提供保护的个人权利。悖谬的是，尽管法国大革命带来巨大灾难，却只有法国大革命成为了革命的普遍榜样。也许法国大革命看上去最像革命，所以最符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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