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克看来，法国大革命就是典型的不负责任的集体行为。人民可以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但人民必须首先学会做负责任的主人，必须重视“什么是他们从自己先人所得的东西以及什么是应该留给后代的东西”，这样人民就会知道他们没有权利去“随心所欲地摧毁他们社会原来整个的结构，从而割断永业、损坏遗产”。可是法国大革命的不负责任行为给后人留下的是“一片废墟，而不是一幢住宅”。这种不负责任的革命有着长久的后遗症，人们不负责任的行为成了坏榜样，等于在“教导他们的后代不尊重他们的设计，就像他们自己不尊重他们前人的制度一样”［英］柏克：《法国革命论》，127页。。柏克还深刻地发现，法国大革命那种全盘否定传统、否定过去的自以为是态度实质上是一种冒充豪迈的卑微心态，于是他对法国人说：“你们是以鄙视属于你们的一切事物而开始的……只有尊敬你们的前人，你们才学会尊敬你们自己。你们就不会认为法国人是一个昨天的民族，是一个天生低贱、奴颜婢膝的可怜虫民族，直到1789年的解放为止”同上书，47页。。这一点是一针见血的。可悲的是，现代革命总是乐意全盘否认自己国家、民族和文化的过去，这不仅是对历史不负责任，而且也是在否定自身。
革命追求解放，追求自由和平等，追求人权，这些本身没有错。错误不在于革命的目标而在于革命的方式，而革命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导革命的是什么人。从柏克、托克维尔到勒庞和阿伦特等思想家，他们尽管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各不相同，但有一点看法却大致接近，这就是，如果一场革命，比如法国大革命，是由想入非非的知识分子带领群众进行的，那么革命多半会采取错误的方式而造成灾难性的结果。那些沉溺于理想主义抽象概念、不切实际而又伪善的知识分子喜欢约等于做梦的思维方式，热衷于社会批判，假装自己是人民的良心，并且为自己伪装的良心形象、人民代表形象或公共知识分子形象所感动，忘记伟大目标而埋头于民愤小事。按照阿伦特的说法，那些知识分子过于关注所谓的“社会问题”，即社会中种种不平和贫困现象，急于一劳永逸地解除群众的痛苦，而忽视了重大的制度问题，以至于“错过了以自由立国的时刻”（罗伯斯庇尔语）参见［美］阿伦特：《论革命》，49页。。阿伦特尖锐地指出：“群众投奔了法国大革命，发动它，驱使它前行，最终葬送了它，因为这是穷人构成的群众”同上书，48页。。由穷人组成的群众必然注定了革命不得不去优先关注群众痛恨的那些社会问题，可是那些琐碎问题将淹没伟大目标。但假如不按照群众的兴趣去解决群众的社会问题，就恐怕没有太多群众追随革命了。于是，无论革命领袖们本来有什么鸿鹄之志，结果必然是，“革命掉转了方向，它不再以自由为目的，革命的目的变成了人民的幸福”，同时，本来追求的普遍人权变成了穷人的权利参见上书，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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