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世界研究

    第三节 被自由误导的自由（2）

    贡斯当指出，现代创立了代议制政治，于是创造了与此相配的“现代人的自由”，它表现为：对于每个人来说，“自由是只受法律制约、而不因某个人或若干人的专断意志受到某种方式的逮捕、拘禁、处死或虐待的权利，它是每个人表达意见、选择并从事某一职业、支配甚至滥用财产的权利，是不必经过许可、不必说明动机或事由而迁徙的权利”，还有结社、信教、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最后还有选举政府和官员、以申诉、请愿等方式对政府施加影响的权利参见［法］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2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古代虽有民主，但没有发展为保护个人的代议制（按照我们的分析，根本原因是古代还没有发明个人），因此古代人的自由就很有些不同。古代人的自由是一种“集体性的自由”，它表现为人们“以集体的方式直接行使完整主权的若干部分，诸如在广场协商战争与和平问题，与外国政府缔结联盟，投票表决法律并作出判决，审查执政官的财物、法案及管理，宣召执政官出席人民集会，对他们进行批评、谴责或豁免”同上书，26页。。这两种自由根本的区别在于，古代人没有真正的个人自由，尽管在公共事务上是主权者，但作为个人其实是奴隶，尽管人们有权利决定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国家大事，还有审判执政官之类的大权，但作为个人却无法抗拒所属的集体强加给自己的迫害参见上书，27页。。贡斯当并不像伯林那样试图在绝对意义上证明消极自由是好的而积极自由是坏的，他只想指出，由于社会条件和生活方式不同，古代人喜欢作为公民而分享政治权力的那种自由，而现代人则喜欢制度保障下享受个人快乐的那种自由。社会条件和偏好差异使古代人宁愿牺牲小我以参与大我，而现代人却认为牺牲小我去参与大我是得不偿失的参见上书，33页。。

    贡斯当所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分就是集体自由与个人自由之分。古代人的生存条件和生活乐趣对集体（共同体）的依赖性很强，个人没法活，也没意思，个人只有通过集体的力量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甚至，个人只有成为集体的成员，生活才有可能。现代人其实仍然对集体自由保留兴趣，只不过对个人自由更感兴趣。现代人对两种自由都有兴趣，这使自由产生了一种内在矛盾：个人自由使个人免于他人的支配，所以人人喜欢；可是如果能够支配他人而充分放大自己的个人自由，人们就更喜欢。这一矛盾使自由危机四伏。只有当自由仅仅是支配私人行为的个人自由时才是单纯的自由，一旦自由成为集体行动，自由就悄悄地转变成为权力。柏克也许是最早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他敏感到：“当人们集体行动时，则自由便是权力”［英］柏克：《法国革命论》，１１页。。人们既喜欢自由又喜欢权力，这就是问题所在。这就不难理解伯林所强调的，通常表现为集体自由的积极自由会对作为个人自由的消极自由构成严重威胁，在他看来，这是现代许多政治灾难的根源，比如极权主义灾难。伯林在“两种自由的概念”这篇划时代的论文中讨论了两种自由的冲突，他一方面深化了自由问题，但同时也搞乱了自由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