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正直的官吏见明世宗愿意听意见，很是欢欣鼓舞。户部主事周天佐便向明世宗上书道：“陛下以宗庙灾变，痛自修省，允许诸臣直言朝政得失，这是转灾为祥的好事。如今朝政要说缺点实在不少，最大的一点，就是不听忠言。御史杨爵反对陛下斋醮，是忠言，可是陛下却把杨爵关进大牢。国家设置言官，就是让言官说话的，可是御史杨爵只是说了他应该说的话，关在牢里几个月，陛下还是不肯放他出来。如果以尽言直谏为小人，以秉直纳忠为罪人，岂不是提倡缄默逢迎为君子，表彰容悦将顺为功臣么？陛下的一喜一怒于国家社稷关系实在太大。杨爵万一死在牢里，必然使诤臣饮恨，直士寒心，应该表彰杨爵的忠贞，以告天下。”
明世宗一向刚愎自用，哪里听得进周天佐的话，读了奏章大怒，将自己的诏令早已丢到九天云霄之外，下令打六十大板，关进诏狱议罪。
周天佐一向身体赢弱，哪里经得起六十大板，在牢里不到三天，就命归黄泉。
当时，大学士严嵩掌权，大同总兵官周尚文病死，请抚恤，严嵩拖延不办。礼科给事中沈束乘明世宗诏百官言时政得失的机会上书道：“大同总兵周尚文是个忠臣，曹家庄战役曾立下奇功，应该封爵恩泽子孙。还有董旸、江瀚诸将，力抗强敌，为国捐躯，都应该予以表彰。可是，秉政大臣却凭自己的好恶顶着不办，这怎么鼓励士气激扬军心？”
疏本尚未到明世宗那里，大学士严嵩先看了，便对明世宗道：“这表面上是说我，实际上是指责陛下好恶不分轻慢忠臣，真是可恶！”明世宗当时十分宠信严嵩，听了大怒，让吏部、都察院拟沈束的诽谤罪。
吏部给事中闻渊、都察院史屠侨等上书给明世宗，认为沈束的疏章没有什么大错，只不过言词有点激烈而已，不应该治罪。明世宗愈怒，下令削夺闻渊、屠侨一月俸禄，将沈束下到诏狱。
诏狱本来是临时关押得罪皇帝的人的地方，法司拟罪后就要转到其他大狱。可是，沈束却是个例外，既不拟罪，也不释放，就一直关押着，一关就关了十六年，他只得每日诵读《周易》打发日子。沈束的妻子张氏上书明世宗道：“臣为供夫衣食，寄居京师旅舍日夜纺织。沈束的老父亲已八十九岁，朝不计夕，无人照顾。臣若回去照顾公公，丈夫沈束便衣食无给；若留在京师养夫，公公真不知哪天就会饿死。辗转思虑，进退无策，只得请求陛下，臣愿意代夫坐牢，让沈束为老父亲送终后再回大牢。”法司也以此向明世宗请示，明世宗却理也不理。
当时明世宗十分厌恶言官，廷杖、遣戌不足以遏止言官，所以便采取长期关押的手段。这还不算，还要狱卒经常汇报那些被关押者的言行。
有一天，一只喜鹊在狱前叫个不停。沈束随便说道：“我是个罪人，你有什么喜事叫个不停？”狱卒将沈束的话汇报上去，明世宗听了，颇有点心动。刚巧当时户部司务何以尚上疏为得罪明世宗的户部主事海瑞辩护，明世宗很气愤，便下令释放沈束，腾出那间监房，竟将何以尚关入。沈束以言得罪，坐了十八年牢，明穆宗嗣位，召他官复原职，他不赴任。后来又任命他为都给事中，升为南京右通政，但沈束终于不想再当官，以生病为由辞职，布衣蔬食，终老于家。
（取材自《明史·周天佐》、《明史·沈束》）
68.理财理到皇帝头上的下场
嘉靖年间，朝廷有个忠于职守的官员，叫刘麟，他曾当过太仆卿，因为理财理得好，明世宗便提拔他当了工部尚书。
刘麟对工部的财物管理很严格，工部所属四司的财物都贮在后堂大库里。过去，司官出纳时手续不完备，常常出现冒领侵吞的事。刘麟接任工部尚书后，特地上书奏请明世宗专门任命一位郎官来主持出纳。明世宗很赞赏刘麟这一建议，还特地赐给后堂大库一个名号：“节慎库”。
刘麟不仅对工部财物管理严格，对其他部门到工部支领财物也审查得很严格。有一次，锦衣卫指挥骆安提出侍卫军的衣履不够，要以红盔军的规格请朝廷直接发放衣履。红盔军是朝廷的仪仗部队。衣着向来比较讲究。刘鳞认为，侍卫军虽然也是一支特殊部队，但完全比照红盔军的规格，是不妥当的。官司打到明世宗那里，明世宗觉得刘麟有道理，于是改为朝廷拨少量的款项，由侍卫军自制衣履。以后每五年拨一次款，节约了朝廷不少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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