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九年，宰相李训和太仆卿兼御史大夫郑注等大臣为唐文宗谋划，打算除去专权骄横的宦官王守澄、仇士良等人。李训在筹划过程中，曾暗中派人与刘从谏联络，刘从谏表示支持。李训、郑注事败时（参见《甘露之变》一文），仇士良放纵神策军对朝中大臣及市民大加杀掠，死者一千多人。刘从谏因拥兵在外，未被波及，他对仇士良的暴行十分愤忿。
甘露之变后，唐文宗成了傀儡皇帝，刘从谏还是屡次上书为被杀的大臣们呜冤，要求朝廷为他们平冤，并揭露仇士良的罪恶。仇士良电诬告刘从谏身怀异心，窥何朝廷。唐武宗（840-846）即位时，刘从谏献一匹九尺高的马给朝廷。唐武宗不收、退回，刘从谏以为是仇士良从中作梗，怒杀其马，从此和朝廷互相猜忌，刘从谏于是招纳亡命之徒，修缉兵仗器械，准备和唐朝廷对抗。
会昌三年四月间，刘从谏一病不起，对其妻裴氏说道：“我对朝廷忠直，而朝廷不明我志。我死后，他人来主持此军，则我家无炊火矣（即被灭）。”乃与宾客张谷、陈扬庭合谋仿效河北诸藩镇传位给后代的做法，任其嗣子刘稹为牙内都知兵马使，侄刘匡周为中军兵马使，孔目官王协为押牙亲事兵马使，刘守义、刘守忠、董可武、崔玄度分将牙兵。刘从谏病死后，刘稹秘不发丧。王协为他出谋说：“当如宝历年间那样，不出百日，朝廷旌节自至。”宝历元年，刘从谏之父刘悟死时，刘从谏便是袭其父节度使之职的。刘稹于是派牙将姜崟赴京谎称刘从谏病重求派国医，刘稹又遣监军崔士康奏称刘从谏疾病，请命其子刘稹为留后。唐武宗派使者去接刘从谏来东都洛阳治疗，命刘稹进京另授官爵，又叫刘从素写信给其子刘稹速到京城，刘稹不从。
唐武宗召集宰相讨论此事，宰相们大多认为：“回纥势力还在，边境犹须警备，出兵征讨，国力不支，请以刘稹知军事（即委任刘稹为昭义节度使）。”谏官和群臣发言的都赞成这个主意。因当时藩镇的势力很大，朝廷难以控制，常常允许他们子孙世袭节度使之职。所以宰相们如此主张。只有李德裕表示不同意，他说道：“泽潞藩镇（昭义节度使管辖泽、潞、邢、洺、磁五州，简称泽潞）事体与河朔三镇不同。河朔习乱已久，人心难化，所以历朝置之度外。泽潞近处心腹，德宗朝便不许世袭，到敬宗时，因不恤国务，宰相又无远略，刘悟死时，迁就其子刘从谏让其袭位。从谏跋扈难制，今垂死之际，又擅自以兵权付给竖子。朝廷若因而授之，则四方之镇谁不想仿效其所为，天子威令再也无法施行矣!”唐武宗问道：“卿有何术可以制服他呢？果真能够克制他吗？”李德裕回答说：“刘稹所依靠的河朔三镇。只要镇州与魏博两镇不同他合作，那刘稹就无能为力。其山东兰州（即邢、沼、磁），可委任镇州、魏博二镇去进攻之，同时遍告将士，贼平之日厚加官赏。如果镇、魏两镇听命，那么刘稹一定被擒获。”
唐武宗听后大喜道：“吾与德裕同之，保无后悔。”于是决定出兵讨伐刘稹。
唐武宗即令李德裕起草一份诏书给成德节度使（管镇州）王元逵和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原名何重顺，唐武宗赐名为弘敬），令他们向刘稹所管辖的地盘进攻。于是一场讨伐藩镇自立的战争开始了。以后参加这场讨伐战争的还有河阳节度使王茂元，河东节度使刘沔，河中节度使陈夷行，麟州刺史石雄，患义节度使王宰和武宁节度使李彦佐等。这年七月间，唐武宗下令王元逵、李彦佐、刘沔、王茂元、何弘敬五道齐进，刘稹求降皆不得受。
七月下旬，刘稹上表自陈：“亡父从谏为李训（唐文宗时宰相）雪冤，言仇士良罪恶，由此为权幸所恨，说臣父心怀异志，故臣不敢举族归朝。乞陛下稍垂宽察，活臣一方。”魏博节度使何弘敬也上表为之申诉昭雪，但这两份奏表都被宰相压下不报。
这场战争从会昌三年七月打起，一直打到会昌四年八月，刘稹被部将郭谊杀死、昭义军投降时为止。昭义降将郭谊、王协等一百五十多人送到京城后，全部被杀。这也是李德裕的主意。
唐武宗消灭刘稹一族，大大加强朝廷对藩镇的控制，李德裕在这场战争中立了大功。因此在战争结束后，唐武宗下诏，加李德裕太尉、赵国公。李德裕坚决推辞，唐武宗对他说道：“恨无官赏卿耳。卿若不应得，朕必不与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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