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53）
过了不久，非刘姓宗室的公孙述，也在巴蜀自立为天子。
这时刘秀行军至中山，于是，诸将再次劝进说：“大王与伯升（刘縯）首先举义兵，更始帝不过是靠着大王兄弟的力量才能当上皇帝！结果更始帝把天下搞得十分混乱。大王初征昆阳，使王莽溃败；后拔邯郸，使北州安定，三分天下已有其二，跨州据土，举甲百万。言武力则莫之敢抗，论文德则无所与辞。愿大王以社稷为计，即皇帝位。”刘秀仍旧不动声色。
行军至南平棘，诸将又一次提出，要刘秀当皇帝。刘秀说：“寇盗未平，四面受敌。为什么要急着正号位呢？诸将且出。”大将耿纯劝刘秀说：“天下士大夫离开亲戚，丢弃故土，跟随大王转战于矢石之间，就是为了攀龙鳞、附凤翼，成其所志。如今功业将定，而大王留时逆众，不正号位，耿纯恐怕士大夫觉得跟着大王没有希望，有去归之意。大众一散，难可复合。时不可留，众不可逆。”耿纯说得非常恳切，也说到刘秀担心的问题。刘秀说：“让我再想一想。”
行到鄗县（今河北省北乡县北），刘秀过去在长安时的同舍儒生强华从关中献来《赤伏符》，内容说：“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所谓“符”，本来是古代用以传达朝廷命令和征调兵将的一种凭证，用金、玉、铜、竹、木等类材料制成，双方各执一半，其上或有文字及图案，用是否合得起来的办法以验其真伪。前面说过，王莽代汉时，有人献给他刻有古文字的石头或其他东西，称做符命，则是借“符”字的原意而加了天帝的意旨，即上天之“命”。汉儒比先秦儒家多了一层迷信的成份，这和汉初刘邦得天下时的农民起义队伍性质有关，农民文化低，多迷信。刘邦的母亲梦与龙交而生刘邦，以及刘邦所在地有云气，刘邦斩白蛇、老妪称刘邦为赤帝子后不见，等类传言，对刘邦的赢得农民支持有很大作用，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的这类迷信因素，给一代西汉儒学烙上了某种神秘色彩，使得奠定西汉儒学理论的大师董仲舒，也不能不在其理论体系中吸收阴阳五行学说以适应官方需要，而董仲舒的带有迷信色彩的儒学又为西汉末年的符命的盛行，提供了理论基础。这是一种时代气氛。刘秀自然要利用这一点，于是趁这个机会接受群臣建议，即皇帝位，建元为光武，是为汉光武帝（25——57）。即位时祭神的祝文还专门提到了有“刘秀发兵捕不道”字样的符命。这样，刘秀就比其他自称天子的刘姓宗室多了一层上天之命，对儒生和农民群众的号召力自然都大得多了。
刘秀当上皇帝是靠符命决疑的，后来做稳了皇帝时，遇有大事，仍旧靠符谶来决疑。谶是迷信的儒生、方士或巫师等人制作的一种似通非通的预言，由于语言的模糊性，有时好像也能应验一部分。像前面所述的《赤伏符》的语句，就有些似通非通。有一位名叫桓谭的大儒，在王莽时期就不信符命，宁可没有官做，在家坐冷板凳，也不参与那些无聊的符谶活动。刘秀坐稳了帝位以后，桓谭任为议郎给事中，看到汉光武帝相信符谶，上书谏劝说：“凡人情轻忽于所见之事而贵于异闻奇事，观先王的记述，都以仁义正道为本，没有什么奇怪虚诞之事。天道性命，圣人难言。何况后世浅儒乎？如今一些巧慧小才卜巫之人，伪造一些符谶，以欺惑贪邪，引入主误入歧途，应该对这些人抑而远之。陛下千万不可上当！”汉光武帝刘秀看了，心中不悦。后来，有一次朝廷议事时，有桓谭参加，汉光武帝对桓谭就：“我打算以符谶来决断此事，你看何如？”桓谭默然良久，说：“臣不读谶。”汉光武帝问他何以不读谶，桓谭于是极言符谶不合儒家经典。汉光武帝大怒说：“桓谭非圣无法，当斩。”桓谭吓坏了，叩头叩了好半天，一直到头部出血，汉光武帝才没有斩他。下诏降桓谭职为六安郡丞，桓谭此后郁郁而死。
桓谭是《新论》一书的作者，《新论》虽已亡侠，但清代有辑本，是_部较早的唯物主义理论文献。桓谭在抵制西汉末年和东汉初年的普遍迷信的社会风气上，和恢复先秦儒学的本来面目上，都不失为一代大儒。可惜他没有看懂：汉光武帝是靠着符命的帮助才下决心称帝的，符命已经成了汉光武帝的号召力的_令组成部分，在这个背景下，反对符谶就等于是挖了汉光武帝的祖坟，如何行得通呢？这样看来，桓谭在汉光武面前反对符谶，能够保住性命，也就算运气不错了。
（取材自《后汉书·光武帝纪》、《后汉书·刘玄刘盆子传》、《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
107．权谋与宽厚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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