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是建武元年六月称帝，并且由此把这一年正式称为建武元年的。这一年相当于刘玄称更始帝后的第三年。因为更始帝这一年正好败灭，所以一般历史上往往在更始帝二年之后，就紧接光武帝建武元年。若以公元来计算，公元二十三年是更始帝元年，公元二十五年便是汉光武帝建武元年了。
从更始二年冬开始，赤眉军决定了西攻长安的方案，赤眉军和更始帝之间的战争迫在眉睫，刘秀于是派邓禹率六裨将西进，打算利用赤眉与更始帝之间的矛盾，渔翁得利。这时候，更始帝派大司马朱鲔、舞阴王李轶等人屯兵洛阳，这两人正好都是参与更始帝杀害刘縯阴谋的关键人物；汉光武帝刘秀派冯异守孟津（古黄河津渡，在今河南省孟津县东北、孟县西南，为兵家必争之地），与朱鲔、李轶对阵。观察刘秀如何对待这两个杀兄仇人，是十分有趣的。
先从刘秀部下将领冯异说起，冯异是较早就带着五个县参加刘秀队伍的将领，通《左氏春秋》、《孙子兵法》。冯异有个外号，叫“大树将军”，因为每次打仗结束后，诸将并坐论功时，冯异总是独坐树下，耻于与诸将争功。刘縯被杀后，他是私下劝慰刘秀并为他出谋画策的将领之一。他和刘秀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
冯异和李轶本来就是熟人，于是给李轶写信指出更始帝溃败在即，萧王（刘秀）经营黄河北方的事业方兴未艾，劝李轶估计形势，转祸为福。李轶本来是和刘秀一同起兵的，但既然参与了杀害刘縯的阴谋，处境就比较为难了，于是回信给冯异说：“轶本来和萧王首谋恢复汉室，结死生之约，同荣枯之计。今轶守洛泪，将军守盂津，俱据机轴，千载一会，恩成断金（《周易》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希望能转告萧王，我愿意帮他出谋画策，以佐国安人。”这是很明显地表示了要投诚刘秀之意。自从通过这封信以后，李轶就不再出兵同冯异打仗，所以冯异得以放开手来向南北两面展开，攻下十余县，扩大队伍十余万人，然靥引军渡河，在洛阳城下消灭更始帝将领武勃所率队伍万余人，李轶闭城门不救武勃。冯异看李轶是真的按信中所说的话做了，于是把李鲔的信及其表现奏闻萧王刘秀，刘秀给冯异回信说：“李轶这个人狡诈得很，很难知道他的要领，我准备把他的书抄送出去。”于是，有意把李轶这封信透露给朱鲔。朱鲔是受更始帝之命和李轶同守洛阳城的，一看到这封信，当然火了，于是派人刺杀李轶。刘秀这样做，不免有些耍弄权术，但是却间接为长兄报了仇，可以理解。
后来，冯异和另一将领寇恂渡河攻击朱鲔，朱鲔败逃入洛阳城，冯异追至洛阳，环城一周示威而回。
冯异大胜朱鲔的消息报给萧王刘秀以后，所有刘秀部下将领大受鼓舞，于是才有功刘秀称帝之举。六月称帝，七月刘秀于是派十一将军围朱鲔于洛阳。洛阳当时是仅次子京城长安的古都大邑，更始帝最初就建都于洛阳。所以，打下洛阳有一种特殊的大局已定的象征意味。但是朱鲔守城的兵力也相当强，而洛阳城池又比较坚固，所以连攻几个月都打不下来。
这年九月，赤眉军攻入长安，更始帝逃奔高陵（今陕西省高陵县）。这时候，守洛阳的更始帝部下大将朱鲔处境就更为孤立和微妙了，如果朱鲔投降赤眉军，那就会对汉光武帝十分不利。所以，已经称帝的刘秀对他采取了不同于对付李轶的另一种做法，他下了一道诏书说：“更始破败，弃城逃走，妻子裸袒，流散道路，朕甚悯之。今封更始为淮阳（郡名，今河南省部分地区）王。吏民有敢贼害淮阳王者，罪同大逆。”更始帝是杀害刘縯的罪魁祸首，刘縯的老部下中不少人眼下都是刘秀的重要将领，自然也都想为刘绞报仇。但是刘秀这封诏书却表现了少有的、不但不记仇反而保护更始帝的宽阔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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