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要围绕着传主来写，人们是不会有异议的。《红楼梦》研究围绕着曹雪芹来做，也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人们说“红学”已经变成了“曹学”，这批评是尖锐的，但也只有在研究已经对著作与作者本身毫无意义时才是如此。人们也曾对“曹雪芹卒年”这样的讨论表示不耐。其实对这么一位伟大的作者连生卒年都弄不清楚，也并非什么光彩的事！不弄清雪芹的生卒年，又怎能确知他的生活时代，家族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化，又怎能具体分析作品产生等种种微妙因素呢？
繁琐也是一种相对的观念。在某些人从某一角度看来是“繁琐”的，换一副眼光，采取更广阔的视界，结论恐怕就两样。不能要求广大读者都具有如此深广的兴趣，但在文学批评家，是应该知道这界限的。
细琐、隐曲的研究倾向是确实存在的。我想主要原因之一怕是缺乏较为高远的眼光，又没有向广阔的历史“荒原”进军的勇气，因而只能陷于枝节的探索、追寻，浸渐形成一种泛滥无归的状态。这倒是值得注意的。
即以清初下迄乾隆这一历史阶段而论，目前就依然是一片未经开垦的“荒原”。遗存下来的实物、文献资料，虽然历经劫火，还是十分丰富的。现在仅就地志、文集、笔记……这一角落而论，恐怕就没有人能报得出一笔总帐，更不用说泛览一过了。我相信，这中间是包含着大量直接间接与《红楼梦》有关的资料的。《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这就要求我们以百科全书式的研究方法对待。说“红学”是“曹学”，是目光过于褊浅了。大规模的开垦发掘，能带来怎样的收获，是无法悬揣的。正如开采一座包含了多种稀有金属的共生矿，经过筛选、分离，无一不是有用的资材。这种规模的研究工作，过去是无法想象的，这不是一二学人用“白首穷经”的方法所能做到的。在今天，就不只是可能，而且是必要的了。可能有人会怀疑，这样一来，岂非更将泛滥而不可收拾？其实这是用不着担心的，不会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我们得到的将是一部灿烂的文化史、社会史，它将帮助我们更全面深刻地理解《红楼梦》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照我看，这只能是唯一的途径。
有一件事，记得是五十年前汝昌和我就采取了相同的立场的，那就是对高鹗为《红楼梦》添加的狗尾的态度。而这立场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变。小说以一百二十回本传世，是二百年来的既成事实。高鹗给了小说一个悲剧的结局，姑不论“兰桂齐芳”那些混帐话，也应该说是难得的。不过这里有一个科学态度与真实性的问题。假的总是假的，不论挂着羊头的狗肉行销了若干年，它到底不是羊肉。因此，每逢读到某些论《红楼梦》的洋洋洒洒的论文，一旦发现它引用了后四十回的文字作为分析论断的依据，就废书不观了。因为首先在科学态度上作者就已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地位，这样得出的结论，到底要由曹雪芹还是高鹗来承当？或按三与一之比计算份额？除了流行的百二十回本就还有《红楼圆梦》、《续梦》……等不计其数的续作，这些作者似乎也有要求评论家予以考虑的权利。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俞平伯先生写定“八十回校本”，将高续四十回作为附录放在后面的办法是合适的，也是通情达理的。尽管许多人为高鹗提出过许多辩护的理由，但到底改变不了事物的本质。研究者不首先分清真伪的界限，终将无法得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
司马迁说过，“文王囚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这可能是我国最早涉及生活与创作关系的有名见解，真不能不使我们佩服。可是比起文王、孔丘、屈原……韩非来，曹雪芹的生活经历可是丰富复杂得多了。他有幸比他的前辈们迟两千年出世，社会已经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他看到的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封建末世，经历的是变幻多采、寒温异态的世相人情。这许多都不是他的前辈所能比拟的。曹雪芹和屈原一样，也发出了他的无数“天问”，不过他没有把回答写成诗，而是一部《红楼梦》。研究者的重要任务是追寻曹雪芹作出了一系列怎样的答案，和他为什么要作出这样而不是那样的答案。研究工作的前提应该是首先设法弄清在曹雪芹的头脑里到底存在着怎样的问题。至于他怎样将答案通过形象、故事表达出来，那是文学评论家的事情了。
以上所说，看来无非也还是一堆空话。五十年匆匆过去了。回想当年热烈讨论、争辩的光景，还依稀如昨。可是汝昌经过了长期艰难的跋涉，却已很跨出了几步。自然不能说他是笔直地前进的，人间又哪能有这等事。但终于走出了一段路，基本的方向也没有大错。这是值得高兴的，也是我虽然惭愧到底还是说出了这一堆空话的原因。
一九八二·二·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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