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在天津的南开中学读书。关于这学校，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这里不想过细研究。我只是想说，它留给我的印象是很不错的，特别是那自由的学习空气，至今想起来也还使人感到温暖亲切而不易忘记。完全没有以投考名牌大学为唯一目标而进行的填鸭式教育；舍监的面孔虽然严肃，但其实也还是宽容的。正规教学之外，课外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体育、演戏、编印校刊、假日旅行、听演讲、学做陶器、养花……真是花样繁多，不过一切任听学生自由参加，并不作硬性的规定。图书馆里有着不算寒伧的藏书，学校附近有三家书店，出售新刊的书报杂志。学生有很好的机会接触新的思潮和新的文化。我知道学校当局曾经没收过北新书局出版的《结婚的爱》，因此受到《语丝》的批评，不过这是我入学以前发生的事了。对我的宿舍床头小书架上排满的新书，舍监查房时确曾多次有兴趣地注意过，但并不没收其中的任何一册。《水星》出版后，校园里出现了几张小小的征订广告，通讯地址就在教员宿舍，那是由李林先生代理的。在这《水星》上，我第一次读到卞之琳、何其芳的诗。国文班上孟志孙先生给我们讲古典文学和考证。这当然有些失之艰深，但他用天津腔曼声长吟《桃花扇》“余韵”的神情实在是引人入胜的。他指定的课本之一是戴东原的《屈原赋注》，这书我们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买。可是第二天同学周杲良带了一本宣纸印非常阔气的木刻本来，却使我真的开了眼界。这是他的父亲周叔弢付雕的、有名的“建德周氏刻本”。这应该说是我对版本学最早的启蒙读物。
我在这里提起这些琐细的旧事，只是想表示我对这种教育方法的感谢。老师并不给学生规定某些未来的学习目标，只是象“抓周儿”似的在盘子里安放许多好玩的事物，任凭孩子自己选取。选择的机会倒是越广越多越好。当然象贾宝玉那样一下手就抓来了口红也没有引起紧张的必要，可能这正是一种最好的抉择也说不定。后来我发现，许多同学的未来事业都是最初从这里开始的。
人们真的选择了五花八门各自未来的胜业。
因为同级同组的关系，汝昌和我住在一间寝室里。他是天津咸水沽人，比我大两岁，平常总是缄默地不大开口。细长的身材，清疏的眉眼，说起话来也是细声细气的。他从高中一才插班进来，一开始好象不大容易接近，看来他已不再是小孩，而是一个成熟的青年了。他从不参加体育活动，只是爱听戏，京戏昆曲都喜欢。他还偶尔粉墨登场。记得后来他送给我一张《春秋配》里李春发的戏装照片，就是在燕京大学读书客串演出时拍的。这种共同的兴趣使我们找到了第一个共同点。
不久我又发现他喜欢并曾熟读《红楼梦》。这就在我们中间出现了新的、更有兴趣的共同点了。这时我们的谈话开始多起来，谈论的主题也集中在《红楼梦》上。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晚饭以后，走出校门，经过南楼、体育场、女中宿舍楼，到墙子河边散步时，谈论的就多半是这个。那真是兴致盎然，杂以激辩，回到宿舍还往往不能停止。以我当时的年纪、水平，对《红楼梦》的欣赏怕还停留在《菊花诗》和《螃蟹咏》上面。汝昌当然比我高明得多，好象已经在注意曹家的故事和作者的生平了。可以说，这就是《红楼梦新证》的最初的发轫。当时的谈话内容今天几乎一点都记不起了。但汝昌的研究《红楼梦》早在五十年前即已开始，这一节我想是可以作证的。
《红楼梦》的研究达到了今天的规模与水平，不用说，在五十年前是梦想不到的。汝昌也一直坚持着他的研究，在《新证》之后又写出了不少专著与散篇论文。多少年来我一直以一个普通读者、“槛外人”的身份偶尔注意着他的工作。现在他的一本新的论文集将编成问世，来信希望我写几句话在前面，这是推辞不掉的。可是又完全没有发言的资格，只能简单地说几句空话。当然，在说着空话的时候，也不免要带出一些零碎的感想，看来比起五十年前的水平也高不了多少，但不也说明了有些设想已经坚持了那么久还没有改变的事实么？如果有谁指出这就是“僵化”，那也没有什么法子想。
好象也是汝昌曾经提出过的，《红楼梦》研究应有内外学之分。看来这好象是一句笑话，不过却正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换一种说法，目前的“红学”大致似乎可以分为两大流派，一支是从文学评论的角度出发，一支是从历史学的角度着眼。事实上情形也正是如此。照我的看法，这两支研究大军是应该齐头并进的。而前者的工作应以后者的成果为基础。倒不是说，要等彻底弄清了康乾之际政治、社会经济的情况之后再来进行《红楼梦》的艺术探索，这是不切实际的可笑的想法。但前一步工作作得愈深入、踏实，后面的工作才有可能得到更大的收获。这一“存在第一”的真理，是已由过去的研究经验充分证明了。想根除一切空论，舍此并无他法。
我一直在想，有许多重要的古典名著，如李杜元白诗，如《东京梦华录》、《梦溪笔谈》、《辍耕录》，是都应该进行全面的整理、笺注、研究的。这工作作得好，我们就往往有了一部具体的断代的社会史、科技史、经济史……有了一部《玉溪生年谱会笺》，即使非常不能令人满意，不也使我们对唐代后期文武宣三朝的政治生活看到一点依稀的轮廓了么？而在这一意义上，恐怕没有另一部书能比得上《红楼梦》，那简直是无比的明清之际下迄康乾“盛世”的一部极丰富的社会史。值得写出百来篇重要论文，在这基础上从而写出一部活生生的社会风俗史来。文学评论如能建筑在这样的基石上，可以断言开出来的必非徒眩人目的“唐花”。
《红楼梦新证》所表现的这一特色，汝昌曾经坚持了几十年，我觉得应该更自觉地坚持下去。这中间可能出现过偏离，出现过枝节性的迷惑，但只要大的趋向不错就用不着逡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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