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通过各项重农政策的实施，取得了诸多成效:(一)使蜀国农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由于刘备与刘璋争夺益州的战争旷日持久，致使益州地区生产凋零，人民穷苦不堪，出现了“民如浮云”的现象。针对这一情况，诸葛亮在治蜀过程中采取重农措施，推行“安民息民”、“劝农管农”、“薄赋减负”之策。这些重农措施符合人民的愿望，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使得人们愿意回到土地上，积极从事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经济。蜀国的农业生产在短期内得到恢复和发展，在一些地方农业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如前左思在《蜀都赋》中用“黍稷油油，稉稻莫莫”来描写蜀中地区的丰收景象。晋人袁准也称诸葛亮治蜀“田畴辟，仓凛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由此可见，诸葛亮的重农政策在蜀国很快收到了成效，使经过战乱后的蜀国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也带动了手工业、矿冶业和商业的发展。
(二)促进了手工业、矿冶业的发展。农业的发展，增加了人民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量，促进了与人民生活生产息息相关的纺织、盐铁等手工业的发展。在纺织业方面，蜀国的织锦业当时最为发达，居魏蜀吴三国之首。当时的织锦业盛况在前面已提及，这里不再赘述。蜀国的矿冶业以盐、铁、金、银为代表。《华阳国志》载：“(盐井)水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斗盐;家火煮之，得无几也。有古石山，有石矿大如蒜子，火烧合之，成流支铁，甚刚，因置铁官。”井火即天然气，可见，蜀民当时已用天然气煮盐，并增加了产量。由冶出的铁“甚刚”，可见冶铁的技术又有了进步。诸葛亮对盐铁实行专人管理。《三国志·蜀志·王连传》载：“(连)迁司盐校尉。”《三国志·蜀志·张裔传》载：“(裔)还为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手工业、矿治业的发展反过来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冶铁技术的提高使铁器在西南地区得到广泛使用，对提高西南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是有相当帮助的。
(三)增进了商业的繁荣。三国前期，中原地区由于战乱，商业已不如汉代，而蜀汉的商业，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带动下，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繁荣。蜀汉政权采纳了刘巴的建议：“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钱币的铸造，方便了交换，繁荣了市场，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成都是当时蜀国的都城，是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商业异常繁荣，左思《蜀都赋》描绘道：“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贾贸墆鬻，舛错纵横，異物崛诡，奇于八方。”特别是前文提到的蜀锦，当时闻名全国，远销魏、吴，“魏则布于蜀，而吴亦资西道”。商业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尤其是水陆交通的发展，使西南地区和中原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有了更紧密的联系。最重要的是为贫弱的蜀汉带来了大量的财政税收，增强了蜀汉的经济实力，使其有足够的财力和魏吴抗衡。
(四)巩固了蜀汉政权。蜀汉政权在三国中统治的地盘最小，所辖区域人口也最少，加之连年征战，国家财力入不敷出的局面经常出现。诸葛亮采取重视农业、积极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解决了军需和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对财力的需求。同时也使得老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秩序也相当稳定，出现了“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天下通财，路不拾遗，民无去就”的繁荣景象，这使蜀汉政权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也为蜀汉这个蕞尔小国的崛起，并与魏、吴两个大国形成了鼎足之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诸葛亮重农的原因
诸葛亮重农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农是对法家思想的继承。近人论诸葛亮的学养，多说他是“内儒外法”，也有人认为他是“法道合抱”。总之，法家思想是诸葛亮的核心思想已被世人所公认。诸葛亮躬耕隆中时，曾自比“管仲、乐毅”，而管仲是中国法家的鼻祖，其核心思想就是“重视耕战，厉行峻法”。正是在管仲的帮助下，齐国才得以壮大，称霸寰宇。法家思想的其它代表如商鞅、韩非等人也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商鞅认为“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韩非认为“富国以农”“能越力于地者富”认为不重视农业生产，农业生产荒废，必然是“田荒则府仓虚，府仓虚则国贫”。所以，继承了法家思想的诸葛亮也必然重视农业生产。
(二)重农是蜀汉政权统治的基础。《管子》指出：“田野之辟，仓廪之实”是发展经济、巩固国家基础的根本大计。傅筑夫在论及中国古代“重农政策”时认为：“(重农)这个政策代表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利益，实行这个政策，是为了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服务的。”诸葛亮是蜀汉地主阶级的代表，他的重农政策最终是为蜀汉政权服务的，是为蜀汉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服务的。只有农业经济的发展和稳定，才能保障社会的安定与国家的太平。又“由于农业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因而也是一切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它直接关系着人民的生存和国家的安危，所以重农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政治问题。”由于农业在封建社会中的基础性作用，也就决定了蜀汉政权地主阶级的代表——诸葛亮，在执政蜀汉时，必然坚决采取“重农”政策。故其认为“耕农、社稷，山林、川泽……所以务地之本也。”
(三)重农是消弭农民起义的重要手段。生于乱世中的诸葛亮对东汉末年的黄巾军起义可谓耳熟能详，所以他知道治理国家“不患贫而患不安”，对待农民要“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才可富国安家”。若“尅食于民，而民有饥贫之变，则生乱逆”。纵观诸葛亮治蜀期间，除了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的叛乱外，其它地区，则是“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人民过着“安其居，乐其业”的安定生活。所以作为封建政权统治的代表，诸葛亮是要维护地主政权的统治的，通过重农就很大程度上消弭了农民起义，削减了农民和封建政权之间的矛盾冲突，使蜀汉政权能将精力集中放在“内修政理”及与魏吴的对抗上。
(四)重农是应付灾害的最好的办法。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灾害四起，民不聊生。曹操用“铠甲生蟣蝨，万姓以死之，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来描写当时战乱后的惨景。诸葛亮也认为“今诸侯好利，利与民争，灾害并起，疆弱相侵，躬耕者少，未作者多，民如浮云，手足不安。”当时社会生产停滞，灾害不断，而应付灾害最好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展农业生产，“用天之时，分地之利，以豫凶年”，做到“秋有余粮，以给不足”，用以应付各种灾害。《三国会要·五行》中关于蜀国的灾疫记载颇少，而同时期的魏吴两国则是灾疫较多。这其中不能不说和诸葛亮始终重视农业生产有一定的关系。
(五)重农是蜀汉“富国强兵”，实现统一这一战略计划的物质前提。《管子》曰：“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则地广。”这一系列连锁反应，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就是要发展农业生产。对于国小力弱的蜀国，只有农业生产发展了，有足够的粮食作为物质前提，才可做到足兵足食”，实现北伐曹魏，东征孙吴”，最终使“霸业可成，汉室可兴”。诸葛亮对完成《隆中对》中所定战略计划的前提是非常清楚的，离开了农业这一经济基础，蜀汉根本就谈不上“富国强兵”，根本就无法战胜国力远胜自己的魏吴，故其在《出师表》中明确指出“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认为只有通过各项重农政策的实施，发展农业经济，才有可能改变“益州疲敝”的状况，实现“富国强兵”，最终统一全国。
(六)诸葛亮的重农与其早年的生活经历有关。诸葛亮出生在东汉末年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亮早孤”，后避战乱，逃往南方，定居在南阳隆中，住的是“草庐”，并且“躬耕陇亩”长达十年。在《出师表》中诸葛亮也自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可见诸葛亮早年辗转流徙，曾目睹了东汉末年战乱中人民的生活惨状，加之自身家道中落，迫于生计，不得不“躬耕勤苦，谨身节用”。生活迫使诸葛亮同劳动人民有了接触，使其了解到了社会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面对百姓巅沛流离、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苦难生活，他不得不思索解决之策。并逐渐地意识到:只有重视农业生产，才能使得国家“足兵足食”;只有重视农业生产，才能使得人民“安其居，乐其业”;只有重视农业生产，才能使得人民“秋有余粮，以豫凶年”;只有重视农业生产，才可以最终做到“民殷国富”。
谭书龙，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2003级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来源：《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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