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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诸葛亮的重农思想及其影响
    作者:谭书龙

    诸葛亮181一234)是三国时期蜀国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其在政治军事上创造的辉煌业绩令后人景仰不已。其实,与其在政治军事上创造的辉煌业绩相比,他在农业经济方面的建树也毫不逊色,特别是他的重农政策振兴了蜀汉的经济,可以说,蜀汉政治军事战略上所取得的成就是以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为坚实基础的。以往学界对诸葛亮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少成果,然而关于其重农思想的研究则有待深入。为此,本文着重就诸葛亮重农思想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诸葛亮重农的政策

    诸葛亮在治蜀期间采取了以下重农政策:

    (一)以农为本。诸葛亮在治蜀的过程中始终高度重视封建经济的基础——农业。在占有益州后,他就开始实行“安民息民”、“劝农管农”和“薄赋减负”的重农政策。

    “安民息民”之策。诸葛亮提出“务农殖谷,闭关息民”的方针,要求给农民提供一个安定的环境,以利于农业生产。诸葛亮在称赞广都长蒋琬时,说:“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足见他对地方官吏要求以安民息民”为施政的根本。也正因为他发现蒋琬是一位体察民情、注意实际、脚踏实地的能吏,故后来他提拔蒋琬做了丞相府参军、长史,甚至于后来让蒋琬作了他的接班人。为了让农民安心从事农业生产,诸葛亮取缔一切“妨害农事”的弊端,要求“唯劝农业,无夺其时”。

    “劝农管农”之策。诸葛亮从蜀国国小贫弱的实际出发,提出“务农殖谷”、“唯劝农业”、“休士劝农”的政策。在《为后帝伐魏诏》中他提出“劝分务穑以阜民财”,希望“以农富民,以农富国,做到民殷国富”。为了加强对蜀汉农业的监督和管理,诸葛亮还专门设置农官。《通典·食货志》载:“大司农一人。魏国初置大农,黄初元年改大司农。蜀、吴同。”可见,蜀汉和魏吴一样,设有大司农一职,用以管理农业,诸葛亮先后以秦宓、孟光这两位有才识的学士担任大司农。在地方,诸葛亮则设育“督农”之官。《三国志·蜀志·吕又传》载:“(又)徒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继军粮”。又《蒋琬传》载育“督农杨敏”,可见吕又和杨敏都曾担任过“督农”之官,从事过劝农、管农之事。另外,诸葛亮还设有“司金中郎将”,督造农具,以改进劳动生产工具,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薄赋减负”之策。诸葛亮在发展农业的同时,还制定了减轻农民负担的“薄赋敛,无尽民财”的“薄赋”政策。他重视发展农业,既希望农业给蜀汉政权提供更多的财政收入,以用于“北伐曹魏,恢复汉室”之大业,又坚决制止横征暴敛,让农民“素有蓄积,以储其后”。此外,诸葛亮所施行的裁减官职、简化机构的措施,对于减轻农民的负担来说,也有裨益。陈寿评之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规,约官职,从权制。”

    (二)兴修水利。诸葛亮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非常重视水利工程的维修和建设。现在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都江堰,在三国时期的古名为“都安大堰”,亦称为“湔堰”。左思《蜀都赋》又把它叫做“金隄”,是秦时蜀守李冰在成都平原上主持修筑的规模宏大的水利工程,西汉文翁为蜀守时,对其作了较大的整修。《华阳国志》上说,文翁“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诸葛亮对都江堰的修理和维护非常重视。《水经注·江水注》载:“(灌县)都安大堰,亦曰湔堰,又谓之金隄……诸葛亮北征,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诸葛亮把都江堰看做农业的根本,国家的资源,专门设置了堰官加强管理,并抽调1200名士兵常年进行保护和修理,使大小渠道畅流无阻。在诸葛亮的影响下,后主刘禅也到过都江堰,“看汶(岷)水之流”,视察过水利工程。此外,《一统志》载:“大诸葛堰、小诸葛在金齿指挥使司城南一十五里,皆有灌溉之利”,可见大诸葛堰、小诸葛堰是具有灌溉之利的水利工程。为了防止水患,诸葛亮在成都附近修筑了防洪工程——九里隄。《成都府志》载:“九里隄在府城西北隅,其地洼下,诸葛武侯筑隄九里,以防冲 ”。由于诸葛亮对水利的重视,使成都平原形成了“沃野千里”、“水旱从人,不知饥谨”的繁荣兴旺景象。晋人左思在《蜀都赋》中用“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梗稻莫莫”来描述成都平原的丰收景象。后来,蜀亡时,后主刘禅在降表中也如实的把成都平原描绘成“百姓布野,余粮栖亩”的一片丰饶的图景。以上材料充分反映出诸葛亮兴修水利后给成都平原带来了兴旺的丰硕成果,大大促进了蜀汉农业经济的发展。

    (三)重视发展经济作物。蜀锦是蜀国的特产,当时在西南地区极为畅销,同时还有大量蜀锦被魏吴所购。诸葛亮曾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在诸葛亮的倡导和支持下,蜀锦的生产规模空前发展,近人徐中舒在《蜀锦》一文中称“蜀锦之盛,当在蜀汉之世”。左思在《蜀都赋》中用“圜圚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抒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的诗句来生动描绘当时成都织锦业的盛况。蜀亡之时,国库中还储存“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众所周知,丝织业的发展是要以种桑养蚕为基础的,由当时蜀锦生产盛况可以想象出蜀国人民种桑养蚕是多么的普遍,就连身为蜀相的诸葛亮在成都的家中也“植桑八百株”。在诸葛亮的鼓励和带动下,蜀国人民积极种植经济作物——桑树,从而有力推动了蜀国织锦业的发展,为蜀国带来了滚滚财源。除植桑外,蜀国还种麻。《水经注》载:“汉水右对月谷口。山有坂月川,於中黄壤沃衍,而桑麻列植,佳饶水田,故孟达与诸葛亮书,善其川土沃美也”。《三国会要·职官下·郡国官》有“蜀有工官、堰官、柑官、橘官”的记载,可见当时诸葛亮对经济作物柑、橘的生产也很重视,并特设置了官员加以管理。总之,诸葛亮能根据蜀国山多平原少的实情,因地制宜地发展经济作物,符合蜀国当时的国情,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增加了蜀国的经济和财政收入。

    (四)开发西南落后地区。诸葛亮南征平定南中后,针对南中落后农业生产的现状,对南中进行了开发。他在南中地区推广汉族地区的先进耕作技术,“命人教打牛以代力耕,彝众感悦”。注意扩大耕地,兴修水利,促使南中地区的农业进一步发展。把住在深山密林中的“上方夷”,“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成为“下方夷”。南中当时不少民族还处于奴隶制度生产关系中,诸葛亮把“夷帅”统治下的一些“羸弱”的奴隶分配给大姓作为部曲。对一些不服从大姓的所谓“刚狠”、“恶夷”,便鼓励大姓出金帛收买他们,以作为“家部曲”。诸葛亮把大量奴隶变为部曲,使封建生产关系得到了改善,从而促进了南中地区的农业生产的发展,南中的发展为蜀汉提供了大量物资。《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载曰:“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三国志·蜀志·李恢传》也载曰:“南土平定,……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是费用不乏。”

    (五)积极军屯。诸葛亮指挥军队作战时非常重视粮食的供给,他认为“军以粮食为本”。然而在其对曹魏进行的六次北伐中,常因路途遥远、道路艰险而军粮“饥于运输”,结果每每因军粮不济而被迫退兵。诸葛亮在积极改进运输工具的同时,也利用战事空隙“分兵屯田”。建兴十年(232),“亮休士劝农于黄沙”。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进行第六次北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懿对于渭南,“(亮)以前者数出,皆以运粮不继,使已志不申,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三国会要·食货》注引《水经注》曰:“汉水又东,黄河水注之,水侧有黄河屯,诸葛亮开也”。屯田士兵平时一面军训,一面生产;战时出征,闲时屯田。屯田可以解决一部分长途运粮的困难,又可减少农民的负担。

    (六)正确处理农战关系。诸葛亮执政蜀国后的中心任务,一是巩固后方、发展生产,二是北伐东征、完成统一。巩固后方、发展生产就是要发展农业;北伐东征、完成统一,就是要进行征战。那么对于国小力弱、人口稀少的蜀国来说如何正确处理农和战的关系便显得非常重要。诸葛亮认为“足兵足食”是战胜敌人的重要条件,所以必须“以农养战”。蜀国征战虽多,但为了缩减军事开支,保证有充分的劳力从事农业生产,诸葛亮实行了“减兵省将”的政策和“十二更下,在者八万”的兵士轮换制,把兵员控制在一定数量上,走精兵之路。对前线作战的将士,则采取定期退伍,到期轮换的办法,即使在战争频繁的岁月,也坚持把一小部分士兵换回后方,以保证后方有充足的劳力进行农业生产。这一措施不仅保证了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同时也是蜀军能保持旺盛士气的原因之一。

    二、诸葛亮重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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