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与“义”在先秦之前是两个独立的概念。在儒家祖师的语录里，“忠”指的是尽心为人办事，不分对上与对下。如“为人谋而不忠乎”（《论语·学而》）,“教人以善谓之忠”（《孟子·滕文公》）；“义”指的是办事准确，几乎包括处理一切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不义而富贵，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使民也义”（《孟子·梁惠王》）。
先秦以后，“忠”的概念逐步转化为下对上特别是臣对君的道德观念，“义”的概念则逐步转化为同类人（家庭成员、亲朋戚友、官场同僚）之间互相对待的道德观念。一般说来，“忠”与“义”这两个概念已经演化为一个对立的统一体。汉代以后，“忠义”连缀的现象开始出现，人们用“忠义”来称赞一个人的道德品质，说明他既能对上讲忠，又能对同类人讲义。如《资治通鉴》在提到唐代“安史之乱”，张巡困守孤城，抵御叛军时，就有以下叙述：
令狐潮复引兵攻雍丘。潮与巡有旧，于城上劳苦如平生，潮因说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坚守危城，欲谁为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义自许，今日之举，忠义何在？”潮惭而退。（《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文中张巡对令狐潮的责备，是说他不忠义。不忠，指令狐潮投降了安禄山，背叛了唐王朝；不义，是说他劝朋友投降，对不起朋友。此处正是涉及“忠”、“义”这两方面的概念。
在“忠”与“义”这两个概念的发展中，“忠”的含义越来越固定，直至被完全局限于君臣之间个人的单向度关系中，且是天定的具有形上必然性的关系，从而使“忠”具有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内涵。而“义”的含义却在表同类人的关系这个大范围内越来越变化多端，直至成为地方武装联合、民间组织的一种号召和纽带。这种“义”的观念的发展当然对统治阶级是很不利的，因为以“义”为号召的联合，既可以表现为互相扶持的小集团的“结义”，也可以表现为反抗官府和朝廷的人民的“聚义”。明张溥的《五人墓碑记》里记载苏州市民反抗魏忠贤的斗争，就有“激昂大义，蹈死不顾”和“大阉亦逡巡畏义”的话。为了防止这种“义”逸出封建统治阶级修筑的轨道之外，朝廷的策士们就在“忠义”二字上下工夫，这种“忠义”不同于上文所说的“忠”与“义”的自然连缀，而是含有政治目的的捏合。首先承认某部分人或某集团在下层的活动是“义”，然后在“义”的前面冠以“忠”来诱导这些人不造反，甚至是效力朝廷。“义”在这一政治伦理“忠”的统辖下，遂演变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能够容忍与许可的行为。再者，“忠”、“义”二字连辞，显然有化解其狂狷之气，整合其豪侠之心的作用，并以此为行动者提供一种价值预设，经由这一人格的自觉和提升，最终走上忠君报国之路，成就“大我”的境界。
二
在《三国演义》中，“忠”、“义”浑然一体，几近天衣无缝。“忠义”这面旗帜在第一回“桃园结义”中就明确亮出来了：“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忠于刘汉王朝是刘关张共同的政治理想，对刘关张来说，“尽义”就是“全忠”。
“义”在《三国演义》中的内涵是很丰富的：君主之义在于爱民；臣下之义在于忠君；朋友之义在于一诺千金、知恩图报；兄弟之义在于生死与共等等。刘关张之“义”之所以为后人推崇，是因为他们的“义”是所有这些“义”的集中表现。
刘备可称为人们心目中“仁义之君”的典型。他在任安喜县尉时，“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任新野牧时，民众以歌颂之：“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兵败樊城时，更有一幕足感神明的情景：
……令孙乾、简雍在城中声扬曰：“今曹兵将至，孤城不可久守。百姓愿随者，便同过江。”两县之民齐声大呼曰：“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即日号泣而行，扶老携幼，将男带女，滚滚渡河，两岸哭声不绝。玄德于船上望见，大恸曰：“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闻者莫不痛哭。（中华书局1995年版）
刘备正是凭着这种”爱民如子”的“大仁大义”，独占“人和”之利，吸引了文如诸葛亮、庞统，武如关、张、赵云等英雄才俊似百川入海般争相归附，最终成就了鼎足天下的丰功伟业。
要论《三国演义》中的“义”，就不能不谈关羽，人称三国之中有“三绝”，关羽就是“义绝”。关羽历代加封，直至“盖天古佛”，成为人神极至，这与他的“忠义”是分不开的。
在第一回出场时关羽就介绍自己说：“因本处势豪倚势凌人，被吾杀了。逃难江湖五六年矣。”路见不平，锄暴安良，颇有些江湖豪侠的狂狷之气。
而这种江湖侠义在“桃园结义”之后，因为有了“忠”的牵引，就逐渐转化为“忠君之义”了。正如关羽在“封金挂印”前对张辽所说的：“我与玄德，是朋友而兄弟，兄弟而又君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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