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为“义”干几件大事也许并非不易，但要将其融化在血液之中，见之于生活细节，而且有始有终，则着实不易。关羽则事无巨细，皆以“义”为准则，不僭越，不疏漏，不愧真正的“义士”品格。下邳败降，他与曹操立以“三约”：一保节操，辨君臣之分，“只降汉帝，不降曹操。”二严男女之义，“二嫂处请给皇叔俸禄养赡，一应上下人等，皆不许到门。”三明兄弟之义“但知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也就是说，投降可以变通，惟有对大汉之忠，对刘备之义，生死不渝。所约三事，第一件似难却易，第二件更是不难，曹操所难的只是第三件：“然则吾养云长何用？”张辽此时劝曰：“岂不闻豫让‘众人国士’之论乎？刘玄德待云长不过恩厚耳，丞相更施厚恩以结其心，何忧云长之不服也？”曹操于是从之。可是曹操和张辽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曹操“设大宴，会众谋臣武士以客礼待关公，延之上座。”但关羽并不领情，礼不足以结之。“又备绫锦及金银器皿相送，关公都送与二嫂收贮。”金帛不足以动之。“又送美女十人，使侍关公。关公尽遣入内门，令服侍二嫂。”好色不足以眩之。曹操见关羽战袍已旧，便以异锦做袍相赠。关羽将新袍穿于衣底下，仍用旧袍罩之。曹操以为他节俭，关羽解释说：“某非俭也。旧袍乃刘皇叔所赐，某穿之如见兄面，不敢以丞相之新赐，而忘兄长之旧赐，故穿于上。”曹操见关羽马瘦，便赠以赤兔马，“关羽再拜称谢”。曹操不解。关羽曰：“吾知此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长下落，可一日而见面矣。”毛宗岗叹曰“至情至性，读至此令人泪下。”
当然，曹操的厚待关羽也得到了回报。关羽斩颜良、诛文丑，为曹操立下奇功。更在曹操赤壁惨败，逃至华容道时，关羽担代着触犯军法的死罪，硬是网开一面，以自己的性命为代价报答了曹操当日的厚遇。“愿以一死酬知己”，关羽的“义士”形象也更显得高大丰满了。
但即便在“义”的光环掩盖下，《三国演义》中结合得几近完美的“忠”与“义”也因此出现了一丝裂痕：为“义”，关羽固然要“网开一面”；为“忠”，关羽却应将刘备集团最大的敌人曹操斩尽杀绝。“忠”与“义”在这时注定不能两全，两者的矛盾已初见端倪了。
《三国演义》中对张飞重“忠义”的品质虽然着墨不多，但寥寥数笔也勾勒出了一位活脱脱的为“忠义”可以不顾一切，甚至丧失理智的“莽汉”形象。书中写到关张“古城相会”时，有一段出人意表的精采描写：
关公望见张飞到来，喜不自胜，付刀与周仓接了，下马来迎。只见张飞圆睁环眼，倒竖虎须，吼声如雷，挥矛望关公便戳。关公大惊，连忙闪过，便叫：“贤弟何故如此？岂忘了桃园结义耶？”飞喝曰：“你既无义，有何面目来与我相见？”关公曰：“我如何无义？”飞曰：“你背了兄长，降了曹操，封侯赐爵，今又来赚我。我今与你并个你死我活。”（同上）
及至关羽斩蔡阳辨其冤，又借曹军之口证往事，张飞才肯罢休。在听了二嫂述说前事后，“张飞方才大哭，参拜云长。”由此可见张飞对“忠义”的执着：桃园之誓，不求同生，但求同死；背义忘恩，天人共戮。先前张飞误会关羽背义，故不惜拼个你死我活，在张飞而言，这不仅是“义”，更是对刘备的“忠”；在误会冰释后，则大哭下拜，哭的是自己的莽撞，竟误会了好兄弟，拜的是关羽的义薄云天、忠心不贰。
在闻知关公为东吴所害时，张飞每日望南，切齿睁目痛恨，放声痛哭不已，以至“血湿衣襟”。在刘备因“多官谏阻，未敢轻举”时，飞曰：“他人岂知昔日之盟？若陛下不去，臣舍此躯与二兄报仇！若不能报时，臣宁死不见陛下也！”端的是一位至情至性的英雄。
而作为三人之首的刘备，对“桃园之誓”的执着一点也不逊色于关张二人。在张飞酒醉丢徐州，失陷刘备家小后，想拔剑自刎谢罪。刘备夺剑劝曰：“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吾三人桃园结义，不求同生，但愿同死。今虽失了城池家小，安忍教兄弟中道而亡？”
固然，有些枭雄在创业的阶段往往会以虚伪的言行来笼络人心，如赵匡胤、朱元璋等，他们打天下时都有一班亲如兄弟的臣子，但在称王称帝后，就一心想着如何巩固自己的江山，往日的好兄弟早就抛到九霄云外了。刘备在这点上却是值得敬重的。关羽失荆州，为东吴所害，刘备决意伐吴，替关羽报仇。赵云曾谏曰：“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刘备答曰：“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于是不顾赵云、诸葛亮等的劝阻，一意孤行，终于招致彝陵大败。以刘备曾经具备尽忠报国的政治家气度，竟无法控制为弟报仇的感情冲动；以赵云申明大义、诸葛亮运筹帷幄的理性之力，也不能改变刘备对兄弟恩义的执着。刘关张为之奋斗一生的蜀汉事业的逆转就这样缘自一次任性的冲动。这是感情胜于理智的错误抉择，它导致了事业和个人的毁灭。但政治上的失败却给刘备带来了做人的成功，这种情怀确实可歌可泣，这种道德悲剧确实为世俗民众唱出了绵延千古的理想和哀怨。
“忠义”同时也是维系整个蜀汉集团内部团结的纽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千古贤相诸葛亮也是“忠义”的积极维护者。
《三国演义》对诸葛亮“忠义”品质的描写是多方面的，是无处不在的，也可以说，“忠义”这条红线是贯串于诸葛亮一生的。为酬刘备“三顾”之恩，诸葛亮在八十万曹军压境，兵败樊城的危急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只身入吴，舌战群儒，坚定了吴主孙权联刘抗曹的决心，此乃他“忠义”表现之一。刘备白帝城托孤时，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诸葛亮听毕，汗流遍体，手足失措，泣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此后他侍奉后主刘禅，虽然后主昏庸无能，但诸葛亮始终忠心耿耿，毫无怨言，履行了他对刘备的诺言，此为其“忠义”表现之二。诸葛亮“忠义”的表现又何止上述所陈，本文不过举其牵牵大端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刘关张和诸葛亮这种死生不弃的“义”是以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忠于刘汉王朝为依归的大“义”。这种“义”在一定程度上也涵盖了“忠”。恰如后来刘备三顾草庐时所说的：“汉室倾颓，奸臣窃命。备不量力，欲申大义于天下……”此处的“义” 就有“忠”的意思。在《三国演义》中，所谓“匡扶汉室”只是一种传统的“忠”，对割据群雄来说，这只是一种口号，“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吕氏春秋·贵公》）这种政治理论成为各派政治力量的思想武器。在“关云长单刀赴会”一回中周仓便有一语责鲁肃：“天下土地，惟有德者居之，岂独是汝东吴当有耶？”除此之外，孔明出使东吴嘲斥孙权时；张松劝刘备入主西川时；华歆逼献帝退位时都阐明了这种理论。因此《三国演义》中的“忠”只有相对的意义，人们常常通过政治、伦理和功利的不同选择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倒戈反水、择主而事的现象层出不穷。而“义” 在《三国演义》中却是绝对的。马超、黄忠的依附刘备，有别于魏延，前者虽属无奈之举但得到认可，而后者的主动行为却饱受非议，世人谓之有“反骨”，原因就在于后者的行为被认为是“不义之举”，用诸葛亮的话说，“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这在《三国演义》的道德规范中是不允许的，在《三国演义》中，“义”是判断人品、判断是非的最主要标准。故而魏延救黄忠、杀韩玄、献长沙三功合一，仍无法抵其“不义”之过，几乎被斩，只为刘备担心“若斩此人，恐降者人人自危”才得以苟活，“义”这一标准的绝对性由此可见一斑。也正缘于此，关羽华容道的“放虎归山”，才会因其合乎“义”而被誉为“义释曹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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