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一个人行动的动机如何，不是看他自称如何，而是看他作些什么和实际上是怎样一个人。从第五章中我们会看到宋应星的友人陈弘绪、刘同升、姜曰广、曹国祺和他自己的胞兄宋应昇等人，在明末及明清之际为坚持正义事业而甘愿丢官，甚且敢于舍弃生命的慷慨悲壮的行动。如果我们还认为他们科举人仕只是为了求得名禄，就未免冤枉了这些明代的义士。与上述人比，宋应星在批判明末社会政治、揭露社会黑暗现象及坚持抗清立场等方面，是同样坚定的，只因其个人经历而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在封建社会里科举人仕的人多得很，但动机和思想都不尽相同，既不能一律否定，也不能一律肯定，要根据每个人的行动作具体的分析，而行动又同社会效果相联系，看这种行动是否利于社会前进和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
关于宋应星少年、青年时代入学塾念小学拜师及人县学就读应试等事，文献资料中只略为提及，未指明具体年代。但今日为古人立传，便不能只以古代文献的片断记载为满足，要求把事件发生的经过及时间尽可能考证出来，又不能随意编造，因为历史与文艺创造毕竟是两回事。我们前述年代，是根据明代教育制度及士人一般成长过程，再结合宋应星具体情况推出的。
这样作，可使他前半生所发生的一些事件有个时间顺序可寻。有的年代与实际情况可能间有出入，但准确年代我们又不得而知，盖文献不足微也。与其使事件杂乱无章、时间含混，不如理出个头绪来。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欣赏50 年代燕羽先生把宋应星生年推为1597 年左右的作法①，因为那时的确很少有人注意到长沙和南昌有关图书馆里收藏的《方玉堂全集》及欧阳成的手稿。
这总比说他大约生于万历年间较为具体一些，因为万历年（1573—1619）共47 年，人们不能由此得出有关宋应星生年的具体概念。更何况后来由于发现新资料，证明原来推断与实际只差十年，总比在47 之间游荡要好些。我们希望这次关于入学时间的推定基本符合应星的情况，但也许不会再有10 年的误差了。因为90 年代时对宋应星的了解要比30 年前多些。如果本书读者有证据提出更好的时间安排，或又有更新的资料发现，我们乐于接受，以便今后修改。
如前所述，宋应星至迟在万历三十九年（1611）二十五岁时已顺利通过省学政主持的岁考，而取得乡试考生的资格。而次年壬子（1612）正是乡试大比之年，宋应昇、应星有可能来南昌应试，但榜上无名。这是因为乡试竞争更为激烈，由全省各县历届的生员前来应考，一次不成再应试的情况是常有的事。他们兄弟在第一次乡试失利后虽感到有点沮丧，但并没有气馁，继续准备下次再试。而这就意味着要耐心再等待三年，才有再试机会。《明史。选举志》载，洪武十七年（1384）太祖朱元璋颁布《科举程式》法令。其中规定每隔三年逢子午卯西年八月在各省城举行一次乡试。转眼间万历四十三年乙卯（1615）乡试之年又至，江西各路生员又齐集南昌。宋应异、应星作了精心准备后，1615 年秋八月从奉新赶到省城乡试考场。《科举程式》还规定，乡试分为三场。八月九日为第一场，考四书义（《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三道题，另有五经义（《周易》、《尚书》、《诗经》《周礼》及《春秋》）四道题。八月十二日为第二场，有论一道、①燕羽：宋应星《天工开物》（1956），载李光壁编：《明清史论丛》，第279 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
判五条、诏诰表内科一道，代古人立言。八月十五日为第三场，有经史时务第五道。第一场四书五经试中，考生可自选一门。《科举程式》又规定考题取四书五经中章句，答卷以排偶八股文体书写，每题写300 字以上，分为破题、承题、起讲、领讲、提比、中比、束比及大结等八股（八段）固定程式，紧扣命题书写答卷。考试由省最高行政机构布政使司主持，试卷由该司印成。卷首书考生本人及三代姓名、籍贯、年甲及所选本经。每场考试一大，黎明入场，傍晚未完卷者给烛三支，编号入室，官给笔札及饮食。乡试有主考官二人，多进土出身，有时亦由朝廷委派，同考官四人。考生用墨书卷，由謄录官抄以朱书并只写考生编号，交考官批阅。每卷经收卷、弥封、謄录、对读、受卷等程序处理，考场有专人监守。每卷由同考官先阅，写上评语，再交主考官批阅。因此一张卷便有6 名考官评语，然后定夺。只有三场考试及格者，方得中第。
称为举人，按名次发榜。
万历四十三年乙卯科江西乡试考题内容，我们一时没找到，却找到天启七年（1627）江西乡试有关档案①，特介绍出来以见一端。因为每年乡试都是这个格局，只不过具体命题在各年有所不同，从天启乡试足可想见宋应星参加的这次乡试。天启七年江西主考官是朝廷委派的翰林院编修倪元璐（1593—1644），监临官是巡按江西监察御史，提调官是江西左布政使和右参议，监考官为按察司副使，而同考官自由江西主要府的推官及县令组成，多为进士出身。此外有印卷官、收掌官、试卷官、弥封官、受卷官等，都具名。第一场四书义考题为：（1）“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2）“从容中道圣人也”；（3）“皜皜乎不可尚已”。五经义考题为：《易》：（1）“在师中吉承天宠也”：（2）“益动而巽，日进无疆”；（3）“知以藏往”；（4）“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书》：（1）“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2）“监于先王成宪”；（3）
“用敷锡厥庶民”；（4）“率惟谋从容德”。《诗》：（1）“八月在宇”；（2）“君子攸跻”；（3）“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孙绳绳”；（4）
“有虔秉钺”。《春秋》：（1）“秋九月齐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贯”（僖公二年）；（2）“秋齐侯使宋公江人黄人会于阳谷”（僖公三年）；（3）“春王正月公会齐”（僖公四年）；（4）“冬楚子使椒来聘”（文公九年）。《礼记》：（1）“庶民安，故财用足”；（2）“动已，而天地应焉”；（3）“明足以见之仁，足以与之”；（4）“清明在躬”。在五经中选答一种，答毕每经中之四题。按每题题意写出300 字以上的八股文。第二场论，是作文：（1）“圣人博闻多见，蓄德以待物”；（2）诏诰表（内科一道）：“
拟汉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苦教化之要“（始元元年）；（3）
“拟唐以马周为监察御史诰”（贞观六年）；（3）“拟上命儒臣纂修《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书成，学士胡广等恭呈御览进表”（永乐十三年）。论①《明代登科录编》，第22 册，天启七年江西乡试，第1210—12123 页（台北：学生书局影印本，1977）
的内容主要让考生代古帝王虚拟诏诰，或代儒臣写表文。第三场经史时务策考题极其冗长，将在后面介绍。这是最后一道考试，一般从经史典籍中取出一事，然后发问，令考生作答。
现在转向万历四十三年秋八月宋应星、应昇参加的这次乙卯科江西乡试。查康熙《西江志。选举志》（1720），我们知道参加这年乡试的各地生员一万名，但经过三场考试均及格而中举人者只有114 人。其中有5 人在外省考中，本省考中者为109 人，均有姓籍可查，可谓百中取其一。乡试中第一名举人称为会元，这一年江西乡试的会元是安福人工绩灿，奉新人宋应星名列榜首居第三名，其兄应异第六名。奉新考生中只有宋家兄弟二人及第，且名列前茅，故时人称为“奉新二宋”。同榜中举的还有新建人涂绍煃（第四名），以及新建姜曰广、南昌万暇等人。涂绍煃及姜曰广既是应星弟兄的同年学友，后来还成为亲戚。“奉新二宋”在南昌与朋友话别后，凯旋而归，家人十分高兴。而正好这一兔年欣逢其生母魏氏的六十寿辰，这是应昇、应星两位孝子送给母亲的最好生日寿礼。家中双喜临门，操劳大半生的魏氏此时笑逐颜开。次年（1616）应星又喜得长子士慧，接着便是父亲的七十大寿，他们家的喜庆事接连不断。孔子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现在宋应星以二十九岁之年而登乡试第，在科举之途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不管他自己怎么想，家人看来承庆、国霖这一支的后代终于有了科举功名，族人也当刮目相视。应昇、应星为实现其青年时代立下的壮志和理想，发誓继续进取，以求再拿下进士的功名。但他们这时想起了已故祖母大半生守寡、养育子孙的艰难困苦，遂趁中举的势头，恳请江西督学胡泰六为祖母授旌表彰，得允，遂为之建坊。国霖率全家老小告慰于承庆墓旁安息的顾氏灵前。顾氏有知，足可瞑目矣。
明代科举分乡试、会试，而以会试最关紧要。会试亦每隔三年一次，逢乡试次年即辰戍丑未年二月在南北两京举行，而以北京会试为主。但有时遇到皇帝登极或寿日，临时加设“恩科”，不一定非逢辰戍丑未，这属例外情况。参加会试的一般均为举人，考试程序类似乡试，但由礼部主持。在当年二月九日、十二日及十五日也分三场考试。南直隶（今江苏、安徽）举人参加南京会试，其余各省举人则集中于北京贡院，（今建国门内大街中国社会科学院旧址），因之参加北京会试的人数最多。会试有主考官二人，均由朝廷任命，另同考官八人。试卷由礼部加印盖章，三场考试内容均同乡试，命题及答卷格式也类似。会试二场及格者称贡士，然后再由皇帝向贡士亲发策问于内廷，称为殿试，以定甲第。一甲三名为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二、三名称榜眼、探花。二甲若干名为赐进士出身，第一名称传胪。三甲若干名为赐同进士出身。殿试在三月举行。凡中举的人一般都要参加会试，以求最高的科举功名（进士）。这对宋应昇、应星而言自然也毫不例外。
宋士元在《长庚公传》中提到宋应星“数上公车竞不第”。按汉代时用公家车马接送应举之人，后世因称举人入京会试为“赴公车”。“数上公车竟不第”，指应星数次赴京会试而不中。但具体多少次他没有言明，不过宋应昇在《方玉堂全集》中有“六上公车未辞苦”之诗句，于是吉水欧阳成于1935 年写的《江西乡贤事略审核意见书》中称宋应星“五上公车不第”，具体解明了宋士元没有说清之处。我们先前曾一度从欧阳之说，但现在看来还是宋应昇说得可信，的确是六上公车。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首先要弄清他们兄弟二人最后一次会试在哪一年，再看看在这一年前至万历四十四年丙辰（1616）之间到底有多少次会试。宋应异在《先母魏孺人行状》（1632）
中说：“况不孝昇自庚午（1630）秋别母北征，遂成永诀。比辛未（1631）
秋授选“。庚午是崇祯三年，从这年秋北上，当然是为应次年即崇祯四年辛未之会试，因应昇落第，而不拟再试，遂于是年秋授选为浙江桐乡知县。这就是说，最后一次会试是崇祯四年辛未（1631）。
查彭孙贻（1615—1673）《明史纪事本未补编》卷二《科举开设》，载万历四十四年至崇祯四年之间（1616—1631）15 年内确有6 次会试：万历四十四年丙辰（1616）、四十七年己未（1619）、天启二年壬戍（1622）、五年乙丑（1625）、崇祯元年戊辰（1628）及四年辛未（1631）。①因此宋应昇六上公车之具体时间已一清二楚。他自幼与弟应星形影相随，又为实现共同理想而科举，则应异会试次数及参试年代与应星全同。值得注意的是，宋应昇本人也记载了他与弟北上会试的情况。他在《乙卯冬发舟北上。未至湖口十里作》（1615）诗中写道：“我年三十余，足不出州党。每每览舆图，时时寄梦想。吾弟亦复然，遐征从北舫。”宋应界还在《江行有怀》（1615）诗中写道：“朝发皖城暮池口，西风飒飒吹帆走。留连苍翠解娱人，展转幽怀心自绕。？人情翻复路难通，否泰年来道亦穷。幸好偕计复偕弟，那堪临水又临风。临风短鬓萧萧到，去绪来难自恝。子恒三十尚咨嗟，况我生年三十八。”①这里清楚说明，应昇、应星兄弟万历乙卯八月乡试中举后返里稍事休整，便于当年冬启程北上京师，以应次年丙辰（1616）
科二月的会试。他们的乡试同年朋友涂绍煃、姜曰广和李光倬等人亦当同时前往。
正如宋应昇所说，他乙卯年三十八岁，则弟应星为二十九岁，可想他们怀着希望第一次告别家人离开本省，踏上前往京师的万里征程。舟行至本省九江府湖口江面上，应异诗兴大发，故而欣然命笔。湖口在江西西北角，沿长江再往下行船便到南直隶（今安徽）境内，待至池口时应异再次赋诗。
他的这些诗句不但抒发了当时的思想感情，而且还告诉了我们关于他们兄弟二人首次参加北京会试的具体时间和北上路线。首先他们从奉新路径新建陆行到省城南昌，从南昌码头乘船经赣水至都阳湖，再北航至本省九江府的湖口。这一带水面起狂风，故应异有“那堪临水又临风”之诗句。到湖口小歇后，需转船沿长江顺流东行至南京。他们欣赏了这个六朝古都的风貌，结织了若干新友，离开南京至镇江，在镇江靠岸后还要再乘船横渡长江至江北。复于江北瓜州镇又一度转船沿京杭大运河的潜运航道北行，途径扬州、高邮、宝应、淮安、徐州而进入山东境内。由此继续乘船北行，先到济宁州，经东昌府、临清州及德州进入京师顺天府境内。他们兄弟继续沿运河北行，经沧州①彭孙贻：《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二《科举开设》，载《明史纪事本末》第四册，第1557—1558 页（中华书局，1977）
①宋应■：《方玉堂全集》诗稿卷二，第16 页（宋瑾刊本、1759）
（长芦盐场所在地）、天津卫，过香河到达通州，最后由通州向西陆行至京师朝阳门，再穿过街道至考生报到处。因而可以看出，他们这次旅行路线基本上是水路，只是首尾两站有短途陆行。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详述这种旅行路线，是因为宋应星沿此路线会试途中作了科学考察和社会调查，为他日后写作科技著作《天工开物》及政论集《野议》等书收集了必要的资料和论点依据，对他思想的发展至关重要，没有这些经历他便无法成就其大业。
但宋应异只提及他们旅途中从南昌至湖口的一小段路程，如何知道其沿上述路线逐段逐城的大段旅行路线呢？根据他们当时的经济状况及江南一般举子北上应考所经交通路线，也只能如此。这是花费少、省时间的最佳路线。
但沿途行船较为劳累，尤其鄱阳湖及长江水面上的风浪反复无常，船行颠簸，最为危险。然从镇江到江北一到大运河阐口，此后向北行船便基本上一路顺利了。宋应星在历次乘船远行时，都密切注视着船上水手如何运用娴熟的技术而与风浪作斗争的场面，因而他后来在《天工开物。舟车》章中结合自己亲身经历及科学分析对航运技术作了生动而精彩的描述。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他的著作，则对应异没有言及的湖口旅行路线亦会得知其详。这就是说，他们1615 年秋北上时行程九万里，途经江西、安徽、江苏、山东及河北五省，路过南昌、湖口、安庆、南京、镇江、常州、扬州、淮安、徐州、济宁、临清、德州、沧州、天津卫及通州等15 个重镇。自幼爱好游历的宋应星，这次大开了眼界，过去从舆图中看到的地方，现在身临其境。他不顾旅途的劳累，与应异在一起从中尝到了乐趣。当哥哥诗兴大发时，他必会有诗相答，因为他们都是出口成诗。人在兴奋期间赋诗，总不免“志淫而露少年狂”（《思怜诗序》），就是说意志奔放而显露出青年人的锋芒。写这些诗时，宋应星已脱离青年时代而进入壮年时期。但他的雄心壮志未减当年。他青壮年时基本上是个理想主义者，有一幅修身、齐家和治国的蓝图，一心想通过科举而从政，以实现其抱负。而且他颇有信心地以为将来会成功地完成其大业，这样不但为国家作出贡献，并使宋家增光，而其自身亦随之富贵，就象曾祖宋景那样。他认为象他这类人会为政权机构所赏识并被选中。总之，他把一切都盘算得十分理想。因此他在壮年时代前期写的诗，就象他后来所回忆的，其特点是自由奔放、充满锐气和理想，有如晋人陶潜（365—472）的田园诗那样。但后期的诗作则表现为心情激愤、充满怒火和恕气，有如唐人王勃（649—679）的牢骚诗那样（见《思怜诗序》）。但总的说，他壮年时代仍对未来的追求寄予希望。尽管这些诗作后来被他付之一炬，仍可从总的情调中看出他此时的思想意境。
宋应星、应异弟兄从奉新出发经过长途跋涉，至丙辰年（1616）春节时，他们是在旅次中度过的，虽未与家人团聚，但看到外省城内节日的盛况。此行用了总共五个多月，待他们到京师时已临近二月会试之期。丙辰年会试，朝廷命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吴道南及礼部尚书兼掌詹事府事刘楚先二人为主考官。宋应星弟兄在二月九日、十二日及十五日三场考试中认真书写试卷，但榜发后贡士录取名单中却不载其名。与乡试结果适反。然而不学无术的顺天府考生沈同和却靠门径贿赂而成贡士之首，吴中士子“甚噪考官马首（看眼色行事）。同和首篇文全系坊刻，而贿买编号，与赵鸣阳连席，代为完卷者。二主考及房考韩光枯俱自劾检举，革去同和名，与赵鸣阳下法司，俱问遣。是科会试竟无第一名，从第二名起。时鸣阳亦中第六名，未廷试问革。
停选庶吉士。“①可见宋应星第一次参加的这科会试，便碰上从主考官到考生之间存在着贿赂舞弊行为，结果使有才者落第，无术者首选。这场政治丑闻揭露后，考生大哗，二主考官丢人自劾，舞弊者革名下狱。沈同和靠买通考生编号、夹带小抄及旁人代写答卷的恶劣手段而骗取会元功名，终被揭穿。
这件事在京师曾一度哄动，宋应星亲身目睹了明末政治官场中的这种黑暗现象。与他们弟兄同时来京会试的江西举人姜曰广、涂绍煃等，也没有在此科及第。他们无意在京久留，遂迅速启程返赣。回程路线他们没有提到，但不外陆路与水路二途。陆路则乘北方大马车、双缱独辕车、牛车等，经今河北、河南至湖北，再从湖北乘一段船至江西，途经真定、开封、信阳、武昌等大城市，逢天黑要多次投宿旅店。水路则从通州仍乘船沿运河南下至杭州，再转乘浙江的西安船逆钱塘江向西南行至衢州府，转船沿锦江顺流至余干，就离南昌不远了。一般说顺水行船日进400 里，逆水则日行100 里。同样需要几个月才能由京师到奉新。看来所有这些路线在宋应星以后历次会试时都经历过，他对沿途各主要地点工农业生产技术及社会情况都较熟悉。首次会试失利，因考场舞弊，宋应星弟兄等准备下次再试。
从《方玉堂全集》中我们得知，应星弟兄曾拜师于南昌学者舒曰敬（字元直，号碣石，1558—1636）门下，而与涂绍煃等同学，但未提具体时间。
本书第五章已考得他们就师于舒氏，当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之后，即首次会试（1616）
失利之后。为提高下次会试的能力，有必要从名师习制艺。
舒曰敬是有30 年书院教学经验的教育家，早年中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任过知县及府儒学教谕，在南直隶徽州府（今安徽）所在的紫阳山书院讲学二十多年。其文辞甚优，尤长于制艺，一时名公钜卿皆出其门①。我们所以认为宋应星弟兄从师舒氏在1617 年后，是因他正是在这一年从徽州府（今安徽）来江西主持白鹿洞书院。而应异、应星是慕舒氏之名，而来庐山白鹿洞书院与涂绍废等同砚席的。1634 年宋应异在祭涂绍煃母文内称称其公子与“不佞兄弟乡籍并同，且相参乎研（砚）席，又肺腑之获通”②。这是说涂母之子绍煃与宋应昇、应星兄弟同年中举人，又是同学关系，而且有脏腑之交。绍煃母卒时，应星也赶往新建参与追悼。其次，1616 年应星弟兄与绍煃会试失利后，应星于当年秋便已返赣，而绍煃则在外地滞留一个时间，至1617 年才回到江西。
他们三人在1617—1618 年间重聚于庐山白鹿洞书院，因而应异有“不惜崎岖叩法钲，担囊喜向此中行”之诗句。③意思是说不怕山路崎岖也要向名师学习。该书院位于五道峰，山路崎岖，但宋应昇、应星兄弟自己担着行囊兴高彩烈地沿陡峭山路前往。
宋应星壮年时代在白鹿洞书院深造期间的同学有宋应昇、涂绍煃、廖邦英、①《明史纪事本末》第四册，补编，卷二，科举开设，第1557 页（中华书局，1977）
①陈弘绪：康熙《南昌郡乘。人物志。舒曰敬传》，卷38，第7 页（康熙三年南昌原刻本，1664）
②宋应■：祭涂太■母夫人文，《方玉堂全集），第四册，卷七，第10—12 页（明奉新雅溪藏板，1638）
③宋应■：送涂伯聚归试时，同游舒碣石师门（1617），《方玉堂全集》，第二册，诗草，卷四，第8 页（乾隆二十四年本，1759）
帅众、万时华、陈弘绪、徐世溥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江西著名学者，也都是有才气和不甘与污浊之流为伍的有个性的人。宋应星弟兄在书院受到较好深造后，准备再次参加会试。
万历四十六年（1618）冬，宋应星弟兄踏上北征路程，路线与上次一样，以应次年已未（1619）二月京师举行的万历朝最后一次会试。这年应昇四十二岁，应星三十三岁。关于这次会试的材料较多，拟作详细介绍。会试主考官是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史继偕及礼部右待郎兼协理詹事府事韩，同考官有翰林院侍讲钱象坤、杨守勤以及其他翰林院内进士出身的编修、检讨和户、礼、兵部的给事中，礼、刑、兵部司的郎中，均进士出身。第一场考试于二月九日在贡院（图19）举行。四书义的试题为：（1）“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2）“天地位焉，万物育焉”。（3）“伊尹，圣之任者也”。五经义考题为：《易经》：（1）“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象曰：观国之光尚宾也。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观我生观民也”；（2）“通乎变，使民不倦；”（3）“翕受敷施九德咸事”；（4）“王省惟岁”。《诗经》：（1）“遹观厥成”；（2）“式固尔犹，淮夷卒获。翩彼飞鸮，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怀我好音”。《春秋》：（1）“秋，公会宋人，齐人伐徐”（庄公二十六年）；（2）“齐人来归，郓溉龟阴田”（定公十年）；（3）“有父之亲，有君之尊”，（4）“官得其礼”《礼记》。
万历四十七年已未（1619）二月十二日京师贡院第二场会试论的试题为：“天生人才，供一代之用”，以此作文。十五日第三场经史时务策试题相当冗长，共发数问：（1）“问，人臣之爱其君者，未尝不以君身强固与君德清明同类并称，岂非保身保民在多历年所欤？仲尼（孔子）称舜必得其寿，而姬公叙殷宗首，及周文王得元以为帝王之最盛津津扬翊之也。
而二圣所以臻此者，遵德德欤？三代而下岂无享国长久之君，不知可望其后尘否欤？（2）“问，天心仁爱人君，轻则示灾，重则示异，所从来矣。
《书》曰：克谨天戒；《诗》曰：敬大恕谕。皆以承灵天心廑修省之灾也。
末世灾异频仍，察士尽臣争思补救有因，水旱上封市，请减大官织造费，助大司农流恩者。有因彗见，请慎终知始者。有论天灾，请修政择官、节用弛利者。有论水灾，请近臣更直、商略章奏者。其说可倣而存欤？（3）“问，天下国家事，非庸人所能辨，必有藉乎豪杰明矣？？。
彼忽然有事时，何以猝得其人欤？抑其人固自在耳，而平居建议发谋，听者不以为惊，必以为笑。何以克致诸用，则无乃识之难欤？“①在这道冗长的策试题接下又写道：”天识才而用之，乱可治也。又可先事而消天下之乱，不识才而用之，治可乱也。竟至后时而无救天下之乱，则先后蚤暮之间，所关不尤急欤？汉七国、唐渔阳、宋西北边忧伏祸，当①《明代登科录■编》，第22 册，第11991—12062 页（台北：学生书局影印本1997）
时之臣有先事而陈之者。使用其言，何至无救于乱？！亦有可覆说者欤？或者又谓用豪杰之道，与庸人不同用，何以克尽，岂能识者即其所为用者欤？诸士上下千古目击时艰，计思一吐胸臆之奇久矣。其尽言之，以佐用才之略。“己末科会试第二、三两场考题均与用人之道有关。
宋应星在贡院内面对以上三场考题，先疾笔草成卷稿，经过思索，再修改润色抄成正卷，等待发榜。他们兄弟又与涂绍煃、姜曰广等好友在这里会面。榜发后，上面列举350 人姓名，福建永春举人庄际昌名列榜首成为会元（他殿试亦为状元），再往以下经过许多人后有二甲第56 名姜曰广（《五经义试题选《诗经》）及二甲第45 名涂绍煃（五经义试选《易经》）
等人，至今还可看到其答卷。但应昇应星却不见其名，故失第而归。以宋应星而论，他在第一场考试中会顺利通过，因为四书五经义多局限于经文本义，不会难倒他。问题可能发生在第二、三场论用人之道的考试中，这要求考生临场发挥，就时事政治发表己见。第三场策论的第二大题宣扬“天人感应”之谬说，与应星所见相左。此说正是他在《谈天》中批判对象，他认为自然灾异与人事现象本无任何关联。所以他就“天人感应”说不会违心地写出使考官满意的答卷。第三场最后一个大题及第二场论题，如按应星思路，便要揭露用人不当之弊，象《野议。进身议》中所述那样。因而他的答卷可能不乏精辟之论，仍不为考官看重，这使他失去第二次机会。有时既使不同考生答卷内容大致相同，亦有及第与不第者，要看运气如何及考官随机判断。与他们同时应试的新建朋友姜曰广、涂绍煃则此次中进士第，曰广授翰林院庶吉士，旋进编修，绍煃授都察院观政，均留京。应昇、应星与他们握别后，便沿陆路返回奉新。
宋应星参加完万历四十七年应试后，值神宗驾崩、太子朱常洛嗣位不及两个月被毒死，同年（1620）其子朱由校（1605—1627）即位，改明年为天启元年，是为嘉宗。此时是阉党巨奸魏忠贤专政的黑暗时期。天启年只有两次会试，第一次在天启二年壬戍（1622），由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何宗彦及朱国祚等为考试官。取中刘必达等四百名为进士。另一次会试在天启五年乙丑（1625），由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顾秉谦，魏广微为主考官。这伙政治败类都是魏忠贤死党，利用主持会试之机搞公开的营私舞弊，大行勒索。史载“顾秉谦家人大索与选者贿，有应有不应。魏广微几欲发其事，有调剂者乃止。”①宋应昇应星因而亦未能在天启时期会试时取得成功。应星在此时应试途中却看到社会上更多的现象，前述他在壮年后期写的诗表现为心情激愤、充满怒火和怨气，就是在天启年间写的。此时他觉得青年时代的理想已逐步化为泡影，因为这个社会拒绝为他提供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
天启五年（1625）第四次会试时，他已三十五岁，行将进入中年，随着年龄及社会经历的增加，他思想逐渐变得成熟起来，思考问题时更为冷静而面向现实。他注意到随着年号的改变社会在急剧地衰落，连封建社会正常的法统都被破坏，阉官魏忠贤竟成了“九千岁”，派奴仆四处搜括、欺压百姓，借剿灭东林党为由迫害正直的知识分子，包括他的一些亲友。例如姜曰广就在①《明史纪事本末》，第四册，第1558 页（中华书局，1977）
宋应星第四次应试那年任京师顺天府主考官，因拒绝为魏阉徇私考取，而被削职为民。李匡山天启四年（1624）任成都府推官，因上疏反对魏阉派人四出搜刮，而被降级调出。天启二年（1620）陈弘绪父亲道亨身居南兵部尚书参赞机务，亦因奏劾魏奸，而被迫罢官归里。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宋应星熟悉的人中间。这使他在天启年间思想为之一变，由理想主义者变为现实主义者，后来又进而转变为批判的现实主义者。
天启七年（1627）昏庸的熹宗死去，弟朱由检嗣位，是为思宗，同年十一月宣布魏忠贤罪状，崇祯元年戊辰（1628）开始清魏党逆案，这件事使宋应星又抱有幻想，以为从此情况可能好转。正好这一年是应试之年，所以他与应昇又参加第五次应试，宋应昇于是年写的一篇文章①中谈到他们这次应试。主考官是吏部尚书兼中极殿大学士施凤来、张瑞图，取中曹勳等人，仍无二宋。他们返乡后，年至八十三岁的老父正多病，次年（1629）逝世，他们葬父于戴家边祖茔。同年应鼎又死去，年方46 岁。这个龙年对宋家来说是不吉利的。他们兄弟服丧期满后，决计在下次再作最后一次尝试。崇祯四年辛未（1631）宋应星年45 岁，而其兄已是54 岁的人了。他们辞别了77 岁的老母及妻室子女，可能提前赶到京师，为的是在那里过春节。他们商定这将是最后一次。这一年由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周延儒、何如宠为主考官，取中吴伟业等为进士。仍无应昇、应星，他们最后一线希望落空。这期间家中经济状况也在恶化，随着子女的长大，读书、嫁娶都付出很大开支，原有几十亩的田产部分已易手。应昇这时已进入老年，眼看养不了全家，遂决定留京，候吏部选职。不久，他被选为浙江桐乡县令（正七品）从京师直接赴任，并计划将母亲也接到浙江，让老人家也享享福。应星则于当年内返回老家，次年（1632）母丧。于是应昇又从浙江赶回，他没想到“自庚午（1630）
秋别母北征，遂成永诀“。兄弟二人葬母后又居家守制27 个月。由于应星急于返家服侍老母，失去在京候选机会。直到崇祯七年（1634）他才能外出谋职，而这时由于政府财政危机，各地不断裁员，已无什么职务可得。而他自己这时也转眼进入老年了。
纵观宋应星前半生45 年间，少年时代里主要是在家塾里学习，成绩优秀，那时思想较单纯，没有太多的辨别力，支持他努力学习的动力可能是科举入仕、光宗耀祖的思想，这时他所受到的教育有消极的一面，但也有较积极的一面，结果他都接受下来了。到青年时代起，他有了独立思考和自学的能力，从诸子百家书的学习中积累了各方面的知识，对哲学和诗兴趣尤大，并有了初步的唯物主义思想。这时他虽仍有追求科举入仕的思想，但动机更为端正，他希望通过此途能实现其复兴社会、济国济民的政治抱负和理想、他在与兄长及朋友的讨论中已绘制出一幅修身、齐家、治国的蓝图，作为他们这一代人的共同奋斗目标。为此，他在壮年时期积极地参加科举活动，并取得江西乡试第三名举人的初步成功。趁此势头他又参加了万历末年的两次会试和天启年间的两次会试，但都没有中第。究其原因：一是考场舞弊现象严重，而他决定凭本事拿到进士；二是他在青年时代以来形成的政治、经济和哲学思想与八股试题及主考官的要求越来越不适应，而他又在每次应试时运气不佳。天启年间魏阉专政时期的各种黑暗现象，促使他思想更为激进与成熟，他认为这个社会已无希望，其理想也难以实现。他的诗作由昔日的抒①宋应升：大参玉翁邓老先生七十寿序（1628），《方玉堂全集》，卷五，第13—16 页（1638）
发理想，变为今日的发泄怨言。魏阉垮台、崇祯帝即位后，他以为情况可能好转，然社会已病入膏盲，这段时期的最后两次会试失败，熄灭了他青年时代以来全部幻想。他不得不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
毫无疑问，宋应星青少年时期接受的是宋明理学教育，总的说是儒学体系。有积极的一面，但更多的是消极的一面。而他那时研读得更多的是人文科学方面的学问，他也在这方面见长。促使他思想发生变化的是1616—1631年在他前半生最后15 年间，多次万里征程中所作的科学考察和社会调查。这些活动不应被他在此期间的科举活动所掩盖，实际上具存更深远的重要意义，是他前半生活动中最为精彩的事迹。当宋应星走出学塾、县学和书院的大门来到社会中间以后，他又受到社会这个大学的教育，不过他的老师不再是教他经书制艺的儒者，而是向他传授技术知识和提供社会真实情况的工农群众。在这过程中他发现有两方面的认识是无法在书本和课堂上学到手的。
一是广大农民和工匠在田间和作坊间里从事农工业生产的技术知识；二是明末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全面危机景象，使他对社会现状有了清醒的认识。没有他前半生的这些调查研究活动和所获得的认识，也就没有他后半生所达到的学术业绩。在这15 年间他基本上在酝酿着他后来的两部代表作—《天工开物》和《野议》。就象家蚕一样，经过幼虫到成虫，必须事先吃足桑叶，到时候才能吐丝结茧。宋应星也是如此，没有在万历、天启和崇祯初期长时间学术资料的吸取和消化，他如何会在崇祯九至十年突然同时完成这两部书？同样，对各种政治、经济、哲学和科学问题如果不经长期间的钻研和思考，他如何会一下子就形成比较系统的思想？因而可以说他前半生所从事的一切，都在后半生结出了硕果。
对宋应星而言，多次的万里长途旅行并非空举，正是实现他所说“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见见闻闻”的大好时机。他游历大江南北，水陆兼程，祖国各地风光展现在他眼前，使其视野开扩。沿途在各地停留时，他有机会走访南北农田、作坊，考察各种农工业生产技术，激起了他对学习技术的兴趣和研究民生日用之实学的渴望。他认识到全部社会财富无一不是通过工农业生产创造出来的，因而技术实在是济国济民的头等重要的学问。他青年时的务实思想至此落到了实处。所以他经常对所见所闻记录并描绘下来。虽然每次会试落第而返，却又是满载而归，行囊里装有科学考察笔记，这些实用科学技术知识是四书五经中没有的，亦为古代圣贤所不知。他一次次失去取得进士功名的机会，却一次次增加工农生产技术知识，真所谓有所失亦有所得，而得大于失。他从早期笃志走曾祖宋景之路，转而选择步蕲州李时珍之后尘。由于他社会地位不高，得以深入下层作细微的社会调查，能掌握深居简出的统治者及握权高官所不知的社会政情弊端，并体察民间疾苦，了解群众要求。使他的激进思想建立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之上。这期间他的科举活动与调研活动是同时并举的，但二者之间有一种辩证的转化，他在北京贡院考场中每一次失利，都意味着与儒业远离一步和在科学事业上前进一步。他想通过入仕实现其抱负的理想每破灭一次，都意味着他对明末社会腐朽现象的认识加深一次。
在宋应星前半生最后这15 个春秋里，他饱经风霜，历尽坎坷。他才大学博，又怀才不遇；他志竞进取，又屡试不第。他从一次次希望到一次次失望，最后由绝望而转化为觉醒，是付出代价的。多次会试的失败和理想的破灭，终于使他悟出一个道理：实现济国济民良好志向的阶梯不一定是科举功名，也不一定非当高官不可。当务之急是下决心与科举决裂，而转向“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的实学，使自己成为名正言顺的科学家；并与儒术决裂，而转向对明末社会展开批判性解剖，使自己成为“背违儒说”的社会思想家。这就是他在最后会试失败后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的答案，在他一生中是个重要的思想转折。从天启未年至崇祯初年他已完成这种转折，从这时起他与旧我告别，而变成了另一个人。此思想中的骤变是由十几年间之渐变而引起。丁文江先生论曰：“明政不纲，学风荒陋。贤士大夫在朝者以激烈迂远为忠鲠，在野者以性理道学为高尚。空疏顽固，君子病焉。迨乎晚季，物极必反，先觉之士舍末求本，弃虚务实”，①而风气为之一变。善哉斯论也，盖应星诚为此种先觉之士。他以其思想上的这种觉醒走完了其人生旅程之前半。
①丁文江：奉新宋长庚先生传（1927），初载陶湘刊本《天工开物》之尾，世界书局本《天工开物》之尾（上海，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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