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第二章论宋应星家世时，考证了他的远祖至他父亲这一代的世系及宋氏家族经济状况的历史演变，指出了他的家庭背景对他的思想产生的影响。但研究历史人物也不能唯家庭成分论。除家庭环境外，整个社会背景、个人经历和社会关系等也会对一个人思想的形成及演变产生影响。从本章起至下一章，重点叙述宋应星一生各个阶段的经历和活动，以便从这样一个侧面揭示他思想的演变。我们把他的一生分为两个阶段，即前半生与后半生。
本章介绍他的前半生，从万历十五年丁亥（1587）他诞生那年起至崇祯四年辛未（1631）最后一次参加会试为止，共45 年。在这个阶段中他的主要活动是在私塾和县学里读书，取得文化知识，然后参加乡试、会试的科举考试。
然而最重要的活动是他多次在南北各地作了广泛深入的科学考察和社会调查，为此后写作《天工开物》及《野议）等优秀作品打下基础。本章除介绍宋应星本人外，还要谈到其胞兄应异及家内其他成员的情况，因为他在这45年间经常与应异在一起，有时几乎形影相随。除此，虽然本书将列出专章（第五章）系统考察他的社会关系，这里也还要事先提到他的一些师友，因为他们与他在这一阶段的活动有密切关系。有关宋应星早期活动的资料较少，我们不得不重作一系列考证，来填补这段空缺。这个阶段包括他童年、少年（1o—15 岁）、青年（15—30 岁）、壮年（30—40 岁）及中年（40—50 岁）五个时期，是一生中重要的阶段。而他的思想在这五个时期内也不断演变，最后成熟井定型。因此研究宋应星前半生的事迹，对于了解他整个思想的形成过程是至关重要的。
关于宋应星的生年，60 年代以前的早期传记作者多作“未详”或“万历年间”，间有认为是“万历二十五年（1597）左右”，因为那时还未发现直接证据。后一种说法想来是从其中举那年（1617）而向上椎计的，估计二十岁左右中举。现在证明这种推计欠准，与实际生年相差10 年。甚至1934 年版的八修《宋氏宗谱》对应星亦称“生殁未详”，因为修谱人并非他的直系后代，没有掌握有关材料。但1935 年吉水的欧阳成在其《江西乡贤事略审核意见书》稿本中第一次指出“万历四十三年（1615）应星年二十九岁”。①这就等于告诉人们宋应星的准确生年。不过此处是按虚岁计算的，如果照现在通用的实岁，即诞生满一年才算一岁向上推，就会知道他中举那年实为二十八岁，而其生年是万历十五年（1587）。我们在本书中凡人物年岁也一律按虚岁计，而月日则用阴历，以便与引用的{ep}图15b 宋应昇《先母魏孺人行状》（1628）书影古代文献所述在字面上相符。将虚数与阴历换算成现在通用的实岁与公历，是再容易不过的了。正如第二章所述，欧阳先生第一个利用宋应昇《方玉堂全集》内《先母魏孺人行状》（图15）所述，指出了应星的准确生年，他是有功绩的。根据《行状》所述，宋应星生年为万历十五年丁亥（1587）。他是在猪年诞生于奉新北乡（今宋埠乡）牌楼宋村的秀才宋国霖家中。当时父国霖四十二岁，母魏氏三十三岁，而长兄应昇十岁，次兄应鼎六岁。另还有一个姐姐十几岁。老祖母顾氏虽已晚年，仍得见这个孙子，但应星三岁会叫“奶奶”时，顾氏便于当年去世。应星五岁时，①欧阳成：《江西乡贤事略审核意见书》稿本，第二册，第82 页（南昌，1935）
又有了个弟弟应晶。其中应升、应星为同母魏氏所生，应鼎为嫡母甘氏生，而应晶为庶母王氏生。在应星同父异母四兄弟中他排行第三。
在叙述宋应星事迹前，请允许我们打断一下读者的思路，先集中介绍一下他的三个兄弟。其次兄应鼎（1582—1629）字次九，号铉玉，本县庠生，性至孝，曾割股救母（甘氏），人太学旌表孝行，18 岁（1599）丧母后，未曾科举人仕，卒于崇祯二年（1629），享年48 岁。卒后崇祀本县忠孝祠，后以子士吉贵，累赠奉议大夫，葬高塘山。娶王氏，诰封宜人，葬简家边，又爱齿葬高塘山公墓内（图9）。应鼎遗有三子，长子士吉（1609—1702）
字九常，号浣亭，贡生，初授本省广丰县教谕，升浙江余姚县令，迁北直隶保安州知州，浩封奉政大夫（正五品）①。次子士台字六符，号小塘，廪膳贡生，入太学，未出仕。三子士容。宋应星的四弟应晶（1590—？）字幼含，幼好奇书，弱冠（1610）补诸生，旋以本县生员中学行优者选人京师应试，“以字迹嫌疑，遂中副车”，成为副贡生。因此次应试卷中有犯讳字而未列正选，从此颇厌科举。三年后（1613），家人又促其应试，行至江边狂风怒作，白沙蔽天，舟行于洪涛之中。应晶望有懼色，叹曰：“人贵守此身耳，安能从狂风波骇浪中万死一生，以邀不可必得之名哉！”遂折回，从此绝意科举。娶陈氏，继娶中堂（阁臣）张洪飏女，再娶妾陈氏。后来应晶一家迁居奉新县城南园头，以诗酒自娱，以青衿卒，葬基坊山。有五子：士合、士炎、士孔、士徽（幼为僧），俱妾陈氏生。②应晶卒年不详。宋应星四兄弟中与他关系最为密切的长兄应昇（1578—1646），其生平见于各有关江西方志，而以福建长汀人徐曰都写的《元孔公传》最为详细。收入族谱中，此传写于清代乾隆年间（1763）。在这以前，应星也曾写过简传，载人《南昌郡乘》（1662）。现将徐曰都写的传全文转载于下。
长汀徐曰都撰《元孔公传》（1763）
“公讳应异，字元孔，行趄四，明尚书庄靖公（景）曾孙，邑库〔生〕思南公（承庆）冢孙，邑廪生、乡饮大宾巨川公（国霖）之长子也。少负异材，与弟应星同中万历乙卯（1615）举人，并登魁选，时号‘二宋’。初（1631）
授浙江桐乡县令，补任广东肇庆府恩平〔县令〕，旋升高凉郡丞（同知），再升广州知府。所至多惠政，有乃祖庄靖（宋景）风。旧志载，公于崇祯甲申（1644）闻〔国〕难，悲愤即病，眩三年（1646）因题二绝以见志，后卒以仰药，时年六十有九。其从容就义，盖出于天性使然。公生平学术以忠孝为本，其行事及发为文章，大率不外于此。在朝侃侃有大节，归休后竟临难勿苟，视死如归。非其忠孝鬱积于平昔，乌能自信不疑。如是居家油油，内外无间言。
先是，公祖母顾太孺人，食茶数十载，责志以殁，未蒙旌典。公心恻焉，甫乡荐（中举），即率弟应星等，哀请各宪，得旌于朝，亟立坊以慰幽灵。
官高凉时，政讼平，公取族谱捐资修刻。凡先贤名辈，嘉言鼓行，独力阐杨，传述无遗蕴，亦无溢词。后之留心家乘者，得有所据，以信今而传后者，皆公力也。其时宋族自元末〔以〕来经数百载，弘治间庄靖公通籍（中进士）
后，又经百载，中间如教谕雪坡公时、柳州〔府〕通判塘季公和庆，皆尝纂辑家乘，藏诸副墨（写本），而未付梓。宋氏之有刻谱，盖自公始。
①宋士吉行略，见《宋氏宗谱》，卷5，第180 页（敦睦堂本，1935）
②宋五芹：幼含公传，《宋氏宗谱》，卷22，第81 页，第71 页赠尚书琴乐公（迪嘉，景之父）葬盘山，公捐买青龙、白虎二山，以护其茔。庄靖公赐莹宝台庄墓田。
颇为附近居入侵占，墓门墙亦岁久剥落，公捐费尽新垣墉釐剔田地及山来龙刻画立石。当时豪猾敛迹，至今祖灵尚赖以安。呜呼，人本乎祖，公其重笃斯义者欤。公娶余妣、肖妣、鹿妣。丈夫子五：士颖与璜补邑凛，孙濂，邑库〔生〕。曾孙三俊、三依、瑾，俱由廪贡补教谕。世有哲嗣绵延，其非忠孝之遗德。由此卜之，当更有象贤克肖充大门闾，崛起以拔公者矣。公著有《方玉堂诗赋文集》行世，葬本邑法城乡曾家山，崇祀府、县乡贤祠。“①针对上述，我们想再作出一些补充和说明。宋应昇长应星九岁，为同母所生，兄弟二人形影不离，多年同窗。应异先在本村和庆家塾中受初级教育，旋人本县县学为库生，万历四十三年乙卯（1615）偕弟应星赴南昌乡试，并登魁选，应昇为全省第六名举人。次年丙辰（1616）起，兄弟二人凡六次进京会试不第，最后一次在崇祯四年辛未（1631），从此绝意科举。当年（1931）
秋，应异选授浙江桐乡县令（正七品），但在途中染病，又惦念七十七岁的老母，怀着不安心情就任。本想将母奉迎浙江，但母年迈多病，未能前往。
次年（1632）母丧，应昇遂离任返乡守制，丧期满后再赴原任。崇祯八年（1635）转广东肇庆府恩平县令，“所至有惠政，有乃祖庄靖风”。康熙《思平县志》（1688）对宋应昇有下列记载：“宋应昇，江西奉新人。崇祯八年（1635）
知县事，冠盗充斥，饥谨洊臻。应异经营捍御，不惜劳苦。念建邑百余年，志乘未备，手辑成书，于兵防、田赋尤三致意焉。其他缮城池、修学校、葺廨字，有废必兴，而不以工役扰民，民至今称之。“族谱更称，恩平地处贫困偏辟，应昇治县有功，崇祯十年（1637）朝廷诰封文林郎，锡之勅命，皇帝制曰：”效有成劳“。又赠其父国霖为文林郎，封母魏氏为孺人，妻余氏亦为孺人。
因应昇将恩平经治得井井有条，得有暇从事著述。崇祯九年（1636）他主修《恩平县志》十一卷，是建县百年来第一部县志的作者。次年（1637）
他集往日诗文成《方玉堂全集》，刊于崇祯十一年（1638），有他的不少朋友为之作序。他又考虑到奉新宋氏家乘年久失修，遂又重修，并刊于崇祯十三年（1640），他是第一个刊刻本宋氏宗谱的作者。可见应昇在1636—1640年间也握笔不停地从事紧张的文字活动。当然，他在准备郡乘、家谱的过程中得到应星的帮助。崇祯十二年（1639）应界于恩平任内考满优等，升为广东高凉府同知（从五品），是府一级行政机构的第二号长官，十六年（1643）
再升为广州知府（正四品）。应昇居官廉洁，“在朝侃侃有大节”，政绩显著，确有乃祖宋景之遗风。“生平学术以忠孝为本，其行事及发为文章，大率不外于此”。惜官居知府任内不及两载而遭明亡，甲申（1644）闻国难，应异悲愤成疾，卧病不起。次年（1645）辞官归里，与家人及弟应星相聚。
居家不进城，有欲约之出者，笑而不答。1646 年，及清兵南下，应昇约同志身披黑衣至城西之百丈山，欲自山崖下跳以身殉国，时值大雪封山而不能往。
时应昇手书两绝以见志：①徐曰都：元孔公传，《宋氏宗谱》，卷22，第69—70 页（敦睦堂本）
其 一、撒手悬崖谁未休，归山正欲唤同游。
如今开落知何似，一夜六花散九州。
其 二、千里江山带雪看，无君此时亦无官。
一生忠孝归何处，惟有冰块念岁寒。
上述两首七言诗是宋应异这位诗人一生中写下的最后作品，可视为他的绝笔诗。他这时死念早已拿定，待未能去成百丈山后，他便朝夕向祖宗牌前呢呢默诉，询之亦不作答。
一日忽泫然曰：“吾其死乎？”，家人惊遽。次日，应升无疾坐中堂而逝。左右人扶至床上，见其鼻口喷紫血数把，盖仰药而死①。时在丙戌（1646），享年六十有九，生于万历六年（1578）正月十四日。卒后葬于本县法城乡曾家山，后被崇祀于南昌府及奉新县乡贤祠。卒后遗五子：长子士颖、次子士璜、三子士頵、四子士琐，幼子士融。宋士颖（1623—1672）字茂挺，生于天启三年癸亥（1623），母南昌肖氏。士颖幼淹贯群籍，承家学之渊源，弱冠（1643）隶诸生，以优等食饩（廪生）。丙戌（1646）父报国之日，长子士颖亦欲以身殉之，家人防密而不克偕尽。自是于科举仕宦淡如，以文学居家自娱，性至孝，自父卒后，终生不服色衣。临终时语子曰：“读圣贤书，以明义理。孝佛为先，利录非所期也。”享年五十，著《芄园诗集》行世②。其弟宋士頵（1634—1707）字茂韫，号寓园，生于崇祯七年甲戌（1634），与士颖为同母肖氏所生，娶新建布政公涂绍煃女（1634—？），读书后与其余兄弟一样。均不于清代科举人仕③。
现在进而谈宋应星自身。关于他前半生活动，在其兄应昇的《方玉堂全集》及族侄士元（1649—1716）的《长庚公传》中都有记载，尤以后者为系统。宋士元字文伯，生于清初顺治六年（1649），卒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他是应星传的最早作者。顺治十五年（1658）士元十岁时，其族叔应星年七十二岁，正隐居于家。他们叔侄仍得过从，而士元幼时可能受教于应星，对之较为了解而过从较密，故族叔逝世后愿为之立传。如下所述，应星在顺治末年（十八年，1661）仍在世，而士元亦为13 岁的儒童，不可能为应星写传。清代最早的宋氏族谱修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此时士元早已逝世，故知他为应星写传不是应族谱之需，而是在应星去世时写的；换言之，此传成于康熙年间，而且只能在康熙初年。
又康熙《奉新县志》（1662）成于康熙元年，内有宋应昇传，则应星此时仍健在。如果我们假定应星享年八十，则士元写传的具体时间便应是康熙五年（1666），这时他年18 岁。这篇早期传记后由应星子孙世代保存，他的第五、六世孙多生活于乾隆、嘉庆年间，因而修谱时便将此传提供出来，载于清代诸谱，至民国年间（1934）八修族谱中亦收入卷22 中。此后宋颐麟（1881—？）在《宋应星谱牒及传赞、天工开物等卷》（写本）中也抄人《长庚公传》（图20）。颐麟字僖卿，生于光绪七年（1881）为鸣琦（1762—1840）
之孙、应鼎的八世孙，江西法政专门学校卒业，光绪时任广东、江西知县及安徽大通厘金局局长等职，民国后任江西财政厅制用科①宋应星：宋应升传，载黄虞再：康熙《奉新县志》（1662），人物志②涂锡谷：茂挺公传，《宋氏宗谱》，卷22.第96 页；卷5，第180 页③关于宋士颖等兄弟行略，详《宋氏宗谱》，卷5，第180 页长、两浙盐运使署督察长等①。1933 年母葬归奉新，次年得《宋氏宗谱》，遂将其中有关宋应星材料及丁文江写的传抄于一册，今存江西省图书馆。鉴于《长庚公传》成文较早，不易常见，为保存史料计，特将其全文抄载于下。
宋士元撰《长庚公传》（约1666）
“公少灵芒，眉宇逼人，数岁能韵语。及掺制艺，矫拔惊长老。幼与兄元孔公（应昇）同学，馆师限每晨读生文七篇，一日公起迟，而元孔公限文已熟背。馆师责公，公脱口成诵。馆师惊问，公跪告日：”兄背文时，星适梦觉耳，听一过便熟矣。‘师由此益奇公。夙慧梢长，即肄力十三经传，于关闽濂洛书，无不抉其精液脉络之所存，古文自周秦、汉唐及龙门、《左［传］》、《国［语］），下至诸子百家，靡不淹贯，又能排宕渊邃以出之，盖公村大而学博也。
万历乙卯（1615）与兄元孔公应昇同魁于乡，数上公车竟不第。比谒选乘锋（教谕）分宜，士风丕振（大振）。寻升汀州理刑厅（推官）。海贼为祸，公馘厥罪魁，余孽尽宥。旋复匿岛汊生事。事觉，督抚责公养奸。公愿只身往擒，督抚代为危，欲助以兵。公不从，竟单骑直抵贼穴，谕以大义，贼骇且愧，顶炉香以迎，群愿洗心输诚，公焚巢以散其党。督抚以事闻，迁毫州知州。崇祯壬午（1642）、癸末（1643）间，视下盗李肃十、肃七等等聚为红中，分寨乾州后城，奉新、靖安、安义三县茶毒尤甚。官兵屡捕未获。
时公方予告家居，破产募死士，与〔南瑞〕兵备道陈起龙、都司（都指挥使）
何其贤等，密令生员周时琪纵横各寨，阴行间牒。复谋举义侠帅益寰以贡金免焚为名，置酒计杀李肃十并辅将刘子雄等，肃七忧死，贼部众遂解。头目李东阳又招江阳诸盗，益为鬼术以惑众。公复与〔南昌府〕司李（推官）胡时亨同日进剿，贼大败。追入乾州寨，焚杀无算，贼皆奔逃。公与时亨剿抚并用，六月余收拾殆尽，使三县人民至今得安处故土者，公之功为多。后累官至巡道。公退居家食，抒生平学力，掞搞文藻。所著有《天工开物》、《画音归正》、《卮言十种》、《美利笺》等书，皆可传。公讳应星，字长庚，父巨川、祖思南，尚书庄靖公（景）之曾孙。“①《宋氏宗谱》卷五第113—114 页还载有《宋应星行略》（图9），内称：”祖承庆、父国霖。应星字长庚，行平二，邑庠生，明万历乙卯（1615）科第三名举人，任分宜县教谕、福建汀州府推官、江南毫州知州、滁和道、南瑞兵巡道。著有《天工开物》、《画音归正》、《卮言十种》、《美利笺》等书行世。生殁未详，葬戴家园祖墓侧。娶视溪余氏、本邑王氏、靖安舒氏，生殁未详。先妣俱葬店前真君殿左（东）侧。子二：士慧、士意。“①宋士元为宋应星这样一位学术家写传，似乎没有抓住要领，除有其他重要遗漏外，竟连传主的生卒年都没有交待出来，虽然按理说他应能知道这些。由于他的漏记，致使后来族谱及江西地方史料对应星均称”生殁未详“或不载生卒年。幸好生年可从《方玉堂全集》中查得，但卒年至今仍无可靠记载，这是令人遗憾的。不过宋士元对应星活动有一段描述得生动逼真，为后来其余江西地方志所不载。应星的一些著作行世，也赖有此传而为后人所知。不管怎样，《长庚公传》毕竟是清代三百①八修《宋氏宗谱》，卷17《颐麟行略》，第227 页①宋应星行略，载八修《宋氏宗谱》，卷5，第113—114 页年间为宋应星写的唯一可称之为传记的作品。如果这个传记由宋应星知已好友新建学者陈弘绪（1597—1665）来执笔，情况就会大为改观，可是他们二人几乎在相近时间内去世，谁也不能为对方立传。
比起前辈来说，宋应星生不逢时。他正好是当明王朝在社会政治及经济上全面衰败的晚期出世，也适值宋家在政治及经济上急剧跌落之时。1577—1587 年这十年间，伴随着他家家业田产锐减的是家庭人口的猛增，由最初的四口成为八口之家，人数翻了一番。全家只有其父国霖是成年男子，其余都是妇女儿童。这就是说他家的开支比过去多了，而又缺少挣钱的强劳力。这使宋应星从童年时代起直到晚年，一生也没享过什么福。他象民家子弟那样，靠母亲的奶水渡过婴儿阶段而进入幼年。然而他也象农民出身的母亲那样，从小就有着健壮的体魄，又面貌英俊。宋士元说“公少灵芒，眉宇逼人”，也就是说应星从小就聪明伶俐，眉清目秀，颇得家人邻里的喜欢。士元又说他“数年能韵语”，这种形容可理解为应星从几岁起听父亲及叔祖为他讲故事、诵古诗，而能再向别人转述发挥。他从幼年起便有惊人的记忆力，这一天赋对于未来成为学者是个特别有利的条件。由于他出生在读书人家，所以能较早地接触一些诗文，未上学时已在家中认识砂字。家庭环境又使他从小就有自持能力，不象阔家少爷那样娇生惯养，赖丫环扶持而行走坐卧，他周围的小伙伴也没有达官贵人子弟。一出家门便是农村稻田，这使他较早地接触农业劳动，从母亲那里得知粮食之可贵。他童年天真活泼，思想单纯。
宋应星在七岁（1593）左右与兄应昇在本村内家塾中学习。《长庚公传》中所说的“馆师”，很可能就是族叔国祚。宋国祚宇蕴吾，为宋景长兄宋时之孙，“自幼博学，弱冠补弟子员（生员）。文艺之高、词赋之雅，一时莫与争长。性至孝，因先人晤川公多病，服事汤药者念余年如一日。厥后功名淡如，坚课（授课）子侄，故子孟登淹贯经史。而堂侄广州太守（知府）元孔公（应升）、汀州别驾（知州）长庚公（应星）兄弟同魁（一同中举），裔孙士逵、士达齐鸣庠序（一同考入县学），皆公课读之力也。”①可见应昇应星兄弟幼时向族叔国祚接受小学教育时，还与族侄士逵、士达等同学。应昇还说：“余不肖髫（年幼）时，读书于塘季公家塾者八年”，塘季是其叔祖和庆的号。宋和庆由进士出身，在外做官后不久归里，热衷于教育事业，在奉新北乡本村创办学馆。宋应昇既在和庆办的学塾中学习，又与应星同学，则他们的共同老师国祚很可能就在和庆创办的学馆中任教，是宋应星的启蒙老师。当时在学塾中学习通常需七八年，分两个阶段。首先是识字教育，训蒙课本有《千字文》、《百家姓0》和《龙文鞭影》等书，其次学习平仄、作文及经书。宋应星入学年龄肯定比其兄应昇早，这样他们才得以同学。按当时教学方法规定，学生从早到晚在学塾内读书、背书、写作文。宋国祚规定每个学生每日清晨读生文七篇，然后背诵。据宋士元记载，一日应星起迟，而其兄应昇已将限文背熟。老师责问应星，但他却能脱口成诵，问其故，则称他醒来时听兄长背文，“听一过便熟矣”，于是愈发使老师惊奇，而他作文之佳也使长辈①涂锡盛：蕴吾公传，载《宋氏宗谱》，卷22，第54 页赞赏。如以应星七岁入学，则四年后十一岁时（万历二十五年，1597）
他便完成小学第一阶段的学习，而开始进入第二阶段学习。这一阶段学习内容逐步加深，就象宋士元所说，“夙慧稍长，即肄力十三经传”。所谓“十三经传”，指《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孟子》、《孝经》等儒家经典，也就是每个读书人必读的“四书”、“五经”之类。熟读这些经典，就为以后的科举考试打下基础，因为试题范围多在四书五经的章句之中。
宋应星在第二阶段的学习大约为四年，即十一岁至十五岁（1597—1601）之间，而他这时已经换了老师，同时又有了另一批新的同学。看来宋国祚负责学塾中初级班的教学，而高级班则由另外的馆师担任。这位馆师便是新建的学者邓良知（1558—1638）。邓良知字未孩，号玉笥，举人出身，在科第前曾从事教育。宋应昇在《大参玉翁邓老先生七十寿序》（1628）中谈到向良知列队祝寿的学生时指出：“其始进，则廖君邦英”，“其又进，则宋君国璋，君父（和庆）别笃（同知），而祖冢宰（吏部尚书宋景），少事先生于家塾？其又进，则宋君应昇、应星兄弟、君兄弟乙卯（1615）
并隽遇矣（中举），而主今尚在公车（会试），且嗣息尚存孱（孩子年幼）。？
其又进。则宋君士中，君名家子，蚤举孝廉（早已中举），人仕有声。“①由此则可知这时宋应星、应昇弟兄的同学还有本县的廖邦英及同族的宋国璋和宋士中等人。宋士中字青获，号然石，应和之子，中举后任工部郎中等官，是应星的族侄。廖邦英（1569—1642）字千谓，奉新诗人，应昇、应星的契友及亲家。而宋国璋字毁白，号玉津，和庆之子，应星的堂叔。他既”少事［邓]先生于家塾“，即自家的学塾，则邓良知授课应当在宋和庆办的学塾，负责高级班。邓良知一家与宋家有世交，两家子弟常通婚，关系密切。故和庆卒后，良知为其墓碑题额时自称”通家“，正反映这种亲戚关系。因而宋和庆将其延聘于自己的学塾，乃是顺理成章的事。关于邓良知的详细情况，将于第五章中介绍。
宋应星学习期间刻苦努力，成绩优异，不但使宋国祚惊奇，而且也赢得另一位老师邓良知的好感。邓、宋师生之间虽相差29 岁，但相处甚为融洽，后来竟成为儿女亲家。宋应星的少年时代主要是作为学生而在家塾中学习。
父亲让他学习，为的是希望他今后有所作为，成为象宋景那样得科联第而身居显宦的人物。他自己也在这时立下大志，通过科举人仕而为国家效力，争取作一番事业，亦使宋家重新崛起。他所受到的小学教育，肯定是封建正统教育，无非是“忠孝”之类的道德哲学。所谓“忠”，就是忠于封建政权的最高统治者皇帝，这是十三经中的一个中心思想。所谓“正统”，就是以每个王朝皇族内的世袭统治为合理合法。这种忠君和正统思想，对于当时还没有是非辨别力的少年学生宋应星，产生了很大的思想影响，以致后来他成为进步思想家时，还摆脱不了这种影响。这种思想之所以如此根深蒂固，也还有经济原因，宋家虽是日趋破落的中小地主家庭，也毕竟受惠于封建政权，政权一垮台他们便一无所有。这同敢于武装造反的身无分文的贫苦农民是不相同的。另一方面，他在这时也受到一些较为积极的思想教育，比如爱国思①宋应■：大参玉翁邓老先生七十寿序（1628），《方玉堂全集》卷五，第13—16 页（1638）
想、富国养民与重农的经济思想、选贤良除奸邪的吏治思想、民族正义思想、坚持真理的勇敢精神和做人的道理等等，也对少年宋应星产生思想影响，构成他后来思想中的出发点。总之，他把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都接受下来。由于他的老师都属于社会下层人物，学问和品行较为端正，使他接受的积极思想因素要多一些，因为老师是宋和庆严格挑选出来的，目的在使宋家子弟受到较好的教育。看来他的学塾办得很成功，以至吸引了本县其他较远地方的非宋姓子弟也前来就学，而在这里的确造就了一些优秀人材，宋应星弟兄便是其中的佼佼者。支配宋应星努力学习的思想动力仍然是科举人仕的念头，这种情况保持很长时间。
当然，对于少年时期的宋应星来说，学习之余或节假日还有不少别的事可作。他是个爱动的孩子，自幼喜欢游历，除与兄应异在县内外走亲访友外，还与伙伴们登山远足。北乡离县城30 里左右，城北的狮山是常去之地，登上此山可鸟瞰全城及远处高山。从县城再向西北走五十里，便到越王山，相传是春秋（前770—477）时越王勾践伐楚屯兵之地，建越王城于此。在县西120里处有全县最高的百丈山，周围四十里，冯水倒出飞下千尺，为风景一绝。
唐代大智禅师开山创寺（百丈寺）时，唐宣宗曾潜游于此，相与赋诗。在百丈寺等名胜古迹可见唐宋元以来历代文人学士诗文碑记，这里留有不少名人足迹。登山瞭望，四周景色尽收眼底，既可发思古之幽情，亦可叹沧桑之变迁。在此饮酒赋诗、畅谈，确是别有风味。尤其一年四季这里都有不同景色，吸引着宋应星多次前往。宋代文人黄庭坚（1045—1105）咏百丈诗云：“万丈雄峰插紫霄，路当穷处驾仙桥。上观碧落星辰近，下睹红尘世界遥。螺簇山高青压压，练迤水绕绿迢迢。当门老柱枝难长，绝顶孤松叶不凋。才到秋初霜已降，每逢春尽寒方消。朝阳老衲针把长，度夏禅僧扇不摇。龙向池中兴雨泽，鸟依窗外奏萧韶。游人未必常居此，暂惜禅房宿一霄。”宋应星想必也会在此写下诗篇。百丈山是如此让人留连忘返，以至明亡之后应星兄应升想以身殉国，也选中死于此处。奈大雪封山，才在家中仰药而卒，已如前述。北乡是四通八达的开阔地，从此处东行便很快到达新建，再东行八十里便至省城南昌。这两处是人文会萃之地，同样有名胜古迹可寻，而新建更有宋家亲友。宋应星在奉新周围游历中留下了美好的少年回忆和早期的诗篇。
然而他这时主要时间用于学习。在这期间万历二十七年（1599）嫡母甘氏逝世，遗留下次兄应鼎，但已十八岁了。他们四弟兄葬母于高塘山，服丧后继续学习。
大约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宋应星十五岁时，他以优异成绩卒业于北乡学塾，取得童生的资格。他下一步目标是进入县学。然而明初规定每个县学中生员只有20 人，而各乡童生则很多，竞相涌人县学。于是出现竞争，须经三道考试均及格，才能得准进入县学校来学习。首先经县试，由县官在每年二月份主持，应考童生须作八股、试贴诗、经论等，依名次录取。合格者再于四月去所在府接受第二道府试，及格者再经受由省学政主持的考试。每次都淘汰下不少童生，最后每县只剩下20 人有资格成为县学生员或廪生。宋应星、应异弟兄经过层层筛选，都得及格，成为奉新县学廪生。他们每月得给廪米六斗的生活补助，从教谕那里接受较高的正规教育。教谕一般多是举人出身。宋应星进入奉新县学（图17）时可能是十六岁（1602），即万历三十年左右。一般要人庠九年，到他25 岁（1611）时，才修完学业。也就是说，在万历三十年至三十九年（1602—1611）间，他青年时代是作为廪生在县学进学。在这期间除进一步研习四书五经之外，还有《国语》、《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书以及诸子百家书。宋士元说，应星“于关闽濂洛书，无不抉其精液脉络之所存，古文自周秦、汉唐及龙门、左国，下至诸子百家，靡不淹贯，又能排宕渊邃以出之。”所谓“关闽濂洛”中的“关”，指北宋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1020—1077）及其陕西关中弟子建立的学派。闽学指在福建讲学的理学家朱嘉（113o—1200）学派，濂学则为濂溪的周敦颐（1017—1073）一派，而洛学是讲学于洛阳的程颢（1032—1085）和程颐（1033—1107）兄弟一派。由于宋应星淹贯宋人著作及诸子百家，使他对哲学产生很大兴趣，但“又能排宕渊邃以出之”，就是说既能深入钻研，又能独立思考。可见他此时已有了思想判断力。从他后来思想的发展情况看，他此时受宋学中张载学派的影响较大，但能吸取濂闽的学术成果。他青年时代还学习了周秦、汉唐以来的古文及历史书，包括《史记》（龙门）、《春秋左传》及《国语》（左国）以及《汉书》、《后汉书》、《晋书）、《三国志》、《新唐书》、《旧唐书》、《宋史》等。他所涉猎的诸子百家包括各学派的著作及农医历算等科学技术著作，如《山海经》、《荀子》、《论衡》、《昌言》、《政论》、《韩非子》、《老子》、《庄子》、历代史书中的《天文志》、《律历志》、《糖霜谱》、《墨谱》及《本草纲目》等，还有一些文学著作。①宋应星在青年求学期间广泛涉猎了传统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打下广阔的知识基础，也培养他对哲学、科学技术、政治学、经济学和文艺方面的多方面的兴趣。这从他日后写出的著作中所引经史典故之熟练程度，便可得到证明。但他对诸子百家言与对宋四大家学说采取同样的态度，即“排宕渊邃以出之”，既能人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以吸取诸家思想精华为宗旨。
按照明代教育制度，县学生员还要接受岁考，由省学政主持，三年考两次，以文字优劣分为六等，三等以上及格者允许参加乡试。宋应星至迟在二十四岁，即万历三十九年（1619）时已顺利通过岁考，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而他在县学人读时期，由于弟兄都已成人成眷。所以在他十八岁那年（万历三十二年，1604）弟兄们开始分家。原来统一的大家庭现在分为几个小家庭，自然财产也经受一次再分配。在第二章中分析了宋家田产1576年时充其量在一、二百亩之间，但此后一场无情火灾使他家蒙受经济财产上的重大损失，田产自然会减少。加之宋家的婚丧嫁娶又耗去不少资财。从1576年起经过28 年到宋应星四兄弟分家时，田产充其量在百亩左右，再一分为四，则宋应星一股所得到的不过25 亩田，充其量为50 亩。这同时宋应星娶枧溪余氏为妻，但先后生有二女而无子，父母催促他在库生时期再继娶本县王氏，仍不得子。遂再娶靖安舒氏，舒氏生了应星的第一个儿子，乳名周天，就是后来的士慧。应星在学期间成为他这一家之长。他母亲魏氏原来为大家庭操理家务的重担，从此得以减轻。母亲在分家后与应昇一家在一起，帮助料理孙子，且应异至孝，又身为宋家长子，有侍奉父母之义务。虽然应星与①潘吉星：天工开物所引文献探源，《天工开物校注及研究》，第199—203 页（巴蜀书社，1989）
胞兄应异分了家，但他们兄弟二人仍情同手足，不可一日相离者。应昇作为长兄，与其余两个同父异母弟弟也相处和睦，使他们这一大家四小家相互之间的关系融洽。只有幼弟应晶个性奇特，分家后离开雅溪农村，而携妻迁居于奉新县城附近另起一户。此人有异才，本可大有作为，只是对科举没有兴趣，以布衣终其身。他是较早与科举决裂的宋国霖之子。他之所以迁往城区，料想是其第二房妻为张相国之女，富贵家庭出身，不愿住在农村。也许因眷恋此妻，使应晶不再进取。因此他与科举决裂而并非出于对这种制度弊病的认识。
当宋应星入庠时，江西巡抚夏良心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在南昌刊刻了一部重要的科学著作，即湖广靳州人李时珍（1518—1592）的《本草纲目》52 卷（图18）。在这以前，胡承龙已于南京刊刻了第一版（1596）。这部书总结了中国历代本草学的成果，具有丰富的科学资料和思想内容，是明代高科学水平的巨著。问世后不胫而走，成为“士大夫家有其书”的畅销书。夏良心为广其传，乃于江西再版。江西本是《本草纲目》的第二版。宋应星早就对科学技术有兴趣，他家人中也有对医药有研究者，因而当他来省城参加府试之际，自然会从南昌书肆中看到刚出版的这部书。他后来在《天工开物》中屡次引用《本草纲目》，说明他早已熟读了李时珍的著作，而他在自然哲学方面关于新五行说的思想也受到时珍的影响。他还在求学期间研究了天文学及历法、乐律、语言文字之学及诗学等方面的著作，并丰富了这些领域内的知识。他可能还习过绘画，否则《天工开物》中那些优美的插图就不会设计出来，而这类工程技术画是不懂科学技术的画家或画工画不出来的。自然宋应星这时也学会弹奏某些乐器并与同学们学余时奔棋。他写的诗也不会少，因为他说：“束发即事沈郎”（《思怜诗序》）。“沈郎”指南朝诗人沈约（441—513）。此处转意为写诗，可见他在庠生时期作了不少诗。因此族内人说他“才大而学博”，自非夸张之词。他在青年时期随着独立思想的形成和智力的增长，也将自己的身体锻炼得很强健，但不是靠山珍海味或补品，平日只进粗茶淡饭，靠运动来健身。他坚持每天步行，而从北乡到县城或县城到郊外，往返几十里便是很好的运动。他认为“山中樵客食无酶（不进酒肉），热芋寒（粗茶淡饭）八十来”（《怜愚诗》第二首）才是真正的养生之道。他靠山中樵客这种办法，最后也果能享寿80 岁。
宋应星是个事事务实的人，讲求实际，尊重实践。他又有求知的渴望，想对天下各种事物都要“见见闻闻”。这是他在青年求学期就已形成的个性。
不懂的事物或事物之道理可从老师讲课和阅读百家书中求得，但宋应星有一个独立思{ep}考的头脑和对前贤诸说怀疑批判的精神，不肯盲从。当他学到某种学说，总想与实际作个对比。比如在哲学领域中为什么他能接受王充、张载的思想呢？因为他将诸家之说对比后，认为王、张之说较符实际。
按宋明理学，枣梨之花只有吾心认为存在才存在，离开心（思维）则不存在。宋应星显然看出，当这些思想家睡觉或死亡即心思不再活动时，山上的枣梨之花照样盛开。因此他既要见见闻闻，又对见闻之事加以实践的检验。这就使他在青年时期思想中萌发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然而正如以后我们所看到的，他在这一时期内没有受到专门哲学上的训练，后来在表述其哲学思想时，时而存不周密之处，而他也没有把对任何见闻都用实践和理智检验的精神彻底贯彻下去。在他后期优秀的科学技术著作中残有思想废渣也就并非偶然了。他在青年时代培养起来的怀疑批判精神固然可贵，可是后来他到处用这种眼光看待一切尤其李时珍的某些本草学说，则又走人另一极端。然而总的说，还得肯定他在青年时期形成的思想和个性的积极之处。
自从宋应星入痒后，他不再象往时那样作单纯的郊游，而是注意于在新建、南昌等地以文会友，结交志同道合的知己。除老的亲友、同学外，这期间他还结交了新建的陈弘绪（1597—1665）和吉水的刘同升（1587—1645）
等人。弘绪比应星小10 岁，而同升则与应星同岁。他们都是名宦之后，后来都成为江西的著名学者。他们之间或是自行相识，或由别人介绍，不管怎样，却是一见如故，遂成终身之交。据刘同升回忆，他与宋应星订交始于万历三十八年庚戍（1610），①地点应是在南昌。因同升家居赣南，不易经常会面，二人约30 年再会。而陈弘绪离奉新甚近，得以经常往来，陈家藏书万卷，是吸引宋应星的地方。通过邓良知的关系，宋应星还可能结识新建的其他年青朋友。他现在有了自己的社会活动圈子。有思想的年青士子相聚，总不免谈自己身世、抱负以及学术和国家大事，这种交往对宋应星来说是有益处的。
陈弘绪和刘同升的父亲都是清官，与贪官污吏作过斗争，了解当时官场中的现象。万历二十五年（1597）刘同升父任京师国子监祭酒之时，因秉公执法而被人诬陷，引疾归，几年后含冤而死。同升早年又受著名东林党领袖邹元标的思想影响，对明末社会政治持批判态度。陈弘绪与刘同升都是思想激进的青年，他们都立志要用自己的行动在今后的社会活动中与腐朽现象作斗争。当宋应星得知，这两位朋友的思想和抱负后，与之同感，恨相见之晚，遂互相激励各自作出努力以施展共同抱负。他们认识到，要想济国济民并与社会腐朽现象斗争，只靠在野书生的地位是不行的，必须通过科举挤人官场内部才能有实现政治抱负的能力和机会。基于这一认识，宋应星与他的朋友商定，首先是搞好学业，再力争科举成功，待人仕后再施展抱负。
因而我们看到宋应星思想中的一个演变。如果说少年时期的宋应星有科举人仕念头是为宋门增光、完成乃祖乃父未成之业的话，那么青年时代他有这一念头是出于更高一层的考虑，把科举人仕看作复兴社会、济国济民的手段和施展理想抱负的必由之路。他与兄应异交换意见后，也取得共同认识。
这就说明为什么他们兄弟二人在此后多年间不辞劳苦，甚至在北上会试途中甘冒丧失生命的风险而必求最高功名的原因。如果心中没有更高的理想激励，而单纯为个人、自家家庭目的的话，他们取得举人称号便应满足，倘仍不足，则会试三、四次失利之后也不会再作努力了。陈弘绪、刘同升、宋应星、宋应昇这些人此后的行动证明，他们参加科举决非单纯出于个人动机，而是受更高的理想抱负所驱使。判断一个人思想最好的尺度是他的行动；判①刘同升：宋长庚过访山中兼怀李匡山，载《锦麟诗集》卷八（南昌木刻本，1937）
本章未完，请翻开下方下一章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