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民"的基础上还要教民。他指出："古之教民，必立贵贱之伦经，使不相陵。德义不相逾，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也。??既致教其民，然后谨选而使之。事极修，则百官给矣；教极省，则民兴良矣。习贯（惯）成，则民体俗矣，教化之至也。"（同上）这是运用教化的办法，使民众知晓贵贱的伦理纲常，然后选出其中的优秀者担任基层的百官。据说，在西周时代，一些基层的官吏都是由乡里中荐贤而产生的，到春秋时代有的国家还保存这种制度。（国语·齐语》记载，齐桓公就曾亲问乡长："于子之乡，有居处[为义]好学、慈孝于父母、聪慧质仁、发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明，其罪五。""是故乡长退而修德进贤，桓公亲见之，遂使役官。"这样，在民众中荐举出基层的官吏，由他们再去教化民众，就可以做到"教极省"而"民兴良"，天下自然能够大治。除了"爱民"、"教民"，从感情上和教育上去感化民众，使其顺服而外，司马穰苴认为，还必须制订法律，用法律来保证这一套贵贱等级制度的实施。他论述说："立法：一曰受（制法者将法律授予执行者），二曰法（法必严明），三曰立（确立公布），四曰疾（执法疾速），五曰御其服（制定贵贱服式），六曰等其色（等差用品颜色），七曰百官宜无淫服。"（《定爵》）这里把法律的授受、确立过程和条文、执行要求都作为要点提了出来。在后面三点，特别强调了贵贱的服色等级的规定。这种规定本来应该属于"礼"的范畴，但司马穰苴也把它作为"立法"的内容加以论述。由此说明，礼与法其实是密不可分，有些内容艰难进行严格区别的。法治的基本要求，是赏罚严明。司马穰苴主张，在执行军法时，要"赏不逾时"、"罚不迁列"；在执行民法时，他也强调："从命为士上赏，犯命为士上戮"；"赏于朝，戮于市，劝君子，惧小人也。"（《天子之义》）
对人民施以恩惠，进行"礼"的教育，从感情上和思想上使其顺服，这是软的一手；制订法律，规定尊卑的等级，用严格的赏同来使民顺服，这是硬的一手。司马穰苴认为，为了治国安民，礼与法，文与武，这软硬两手应该兼施。他指出："故礼与法，表里也；文与武，左右也。"（同上）这里必须澄清一种流行观点，此观点认为；从西周至春秋战国，凡是讲"礼"的，都是奴隶主阶级的制度；而讲"法"的，就是封建地主阶级之制；从礼到法的转变，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标志。这是根本说不通的。其实，在西周时代，早就有"法"。《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晋国在西周初封时，就有"唐叔之所受法度"；到晋文公时，又为"被庐之法"。杜预特别注明：晋文公之举，是"修唐叔之法"。《国语·齐语》载，春秋初年管仲在齐国进行改革时说："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这"旧法"，肯定是西周以来就有的。至于"礼"（也称"礼教"），长期保存于战国以后的封建社会中，更是人所共知的。从礼与法自西周以来一直并存的事实，更足以说明，司马穰苴"礼与法"相"表里"的主张，原是统治阶级一贯采用的两手。在说明治理人民的方法时，司马穰苴又认为，对人民使用的"威"一定要得当，不能用得太多，也不能用得过少。他说："上使民不得其义，百姓不得其叙，技用不得其利，牛马不得其任，有司陵之，此谓多威，多威则民诎；上不尊德而任诈慝，不尊道而任勇力，不贵用命而贵犯命，不贵善行而贵暴行，陵之有司，此谓少威，少威则民不胜。"（《天子之义》）显然，"多威"而"民诎"，会破坏生产力的发展，人民也会因受委屈而产生反抗情绪，对统治者是不利的；反之，"少威"而"民不胜"（不胜民之困扰），犯命勇力者横行不法，诈慝暴行者胡作非为，则将更加危及政权的稳定。因此。以上两者都是应当避免的。司马穰苴总结统治人民的方法说："凡治乱（治理坏乱）之道，一曰仁，二曰信，三曰直（正直无私），四曰一（法令一贯），五曰义（办事合宜），六曰变（知道变通），七曰专（权力集中）。（《定爵》）这里，既有对人民仁爱、守信等软的一手，又有法令一贯、权力集中等硬的一手，还有办事正直、合宜、变通等灵活处置的一手。其"治乱"的方法丰富多样，互相配合，应该说是总结得相当全面的。
从仁爱、教化到立法、赏罚这一系列统治人民措施的提出，显然是为了巩固各领主贵族集团的政权，维护宗法等级的贵贱秩序，使人民俯首贴耳，使社会长治久安。司马穰苴论述的对人民应该"礼与法"相"表里"、"文与武"为"左右"、"多威"与"少威"相结合以及"治乱"中灵活变通的思想，与当时许多政治家的主张不谋而合。郑国的子产就提出过"宽"与"猛"两种治民的方法。他说："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凡焉，故宽难。"（《左传·昭公二十年》）子产把宽与猛两种方法形象化地比喻为水与火，并认为宽比猛难。孔子进一步论道；"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同上）这种"宽猛相济"的治民方法与司马穰苴"礼法表里"、"文武左右"的冶民主张，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子产、孔子和司马穰苴，都是同时代人。在如何治民的策略上，他们的见解也大体相同。
（四） 国容与军客分开隔绝
根据历史的经验，司马穰苴认为，治国和治军二者的要求是不同的。治国要求国内秩序稳定，臣民顺服；而治军则要求军队勇敢坚强，战胜顽敌。因此，国中和军中呈现的状态，应该迥然有别，二者不得混淆和互相进入。他指出："古者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故德义不相逾。"（《天子之义》）不难明白，国中和军中都有一套按各自的特点而制定的"德义"标准：国中崇尚仁爱、温和、恭敬和谦让，而军中崇尚勇猛、顽强、果断和坚决。国中和军中"德义不相逾"，这样治国和治军就都会有成效。
为了具体说明国容和军容应该如何不同，他进一步论述道："故在国，言文而语温；在朝，恭以逊，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问不言，难进易退。在军，抗（挺直）而立；在行（作战行动中），逐而果，介（披甲）者不拜，兵车不式（式通轼，伏在车前横木行致敬礼），城上不趋（以示镇定），危事不齿（以免动摇军心）。"（同上）由此可见，"在国"、"在朝"和"在军"、"在行"，应该以完全不同的面貌出现。司马穰苴还补充说："居国，惠以信；在军，广以武（心胸宽广而神态威武）；刃上（兵刃相接之际），果以敏。居国和，在军法（严格执法），刃上察（明察动向）。居国见好，在军见方（指挥有方），刃上见信（赏罚有信）。"（《定爵》）从这里更可以看出，"居国"、"在军"和"刃上"，应以完全不同的姿态出现，采取完全不同的方法处置，以致取得各自预期的效应。
倘若国容和军容二者混同或互相进入，那就会产生不良的后果。司马穰苴指出它的危害性说："军容入国，则民德废；国客入军，则民德弱。"（《天子之义》）他的意思很清楚，军容进入国中，人民都具有勇猛刚强的军人性格，则经常会互相格斗，作乱犯上，其道德废弃，国家将陷于一片混乱；国容进入军中，士兵都温文尔雅，恭敬谦让，则行动迟缓，畏怯不前，其素质懦弱，军队将失去战斗力。因此，国容与军容二者必须分开隔绝，造成两种不同的习性和风气，则国家安定，军队常胜。显而易见，司马穰苴提出的国容和军容严格分开的主张，亦即在国中树立温柔敦厚、谦逊忍让的风气，而在军中养成勇敢战斗、奋力拼搏的习性，它既可以巩固各领主贵族集团的统治秩序；同时又能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发挥军队在抵御外侮和征讨叛逆中的作用。
处在春秋末年，领主制的宗法等级统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的时候，司马穰苴提出一系列的政治主张，要求维护、整顿、恢复这种秩序，反对"凭弱犯寡"、"贼贤害民"、"负固不服"、"放弑其君"等种种丑恶现象。这对于维护社会安定、制止动乱局面，是有进步意义的。他提出的进行战争须以"仁义"为本，统治人民应该"礼法"、"文武"两手结合、交替使用的策略，说明在春秋末年，儒家、法家等政治思想派别还在萌芽的时期，司马穰苴就看出了这些派别各有偏颇而必须互相吸收、取长补短的趋势。这种倾向在孙武、孙膑以及稷下学者的政治思想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如孙武主张在政治上应"修道而保法"，又在很多场合主张用"仁义"去笼络民心；孙膑一方面要求严于赏罚，加强法制，一方面又宣传要用"仁义"、"道德"、"素信"去争取民众。他甚至认为战争取胜的目的在于"存亡国而继绝世"（《孙膑兵法·见威王》）。《管子·权修》篇说："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礼也"；又说："欲民之可御，则法不可不重。"上述这些儒法两手并用，以及维护领主制统治秩序的主张，都是由司马穰苴发其端的。可见穰苴的一些政治主张在齐国影响之深远。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本章未完，请翻开下方下一章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