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评传

    《司马法》中涉及政治的内容，主要集中于前面《仁本》和《天子之义》两篇。其中一部分是论述古代的政治制度，即西周领主制的状况的；还有一部分是司马穰苴的"申明"，是他对领主制以及其他政治主张的阐述。上述两部分政治内容，前者应该是齐威王时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时所论及的，而后者是司马穰苴政治思想的直接表露。兹对这些政治思想，分为几个要点来加以评述。

    （一）　巩固宗法等级统治秩序

    司马穰苴的政治理想，就是西周盛时天子、诸侯、卿大夫的宗法等级统治，秩序井然：天子为天下共主，天下所有大小领主都由天子直接或间接分封，天子按照一定顺序对王畿内及诸侯以下的各级领主进行控制和管理，而诸侯及以下各级领主又对天子顺服朝贡，甚至不属天子管辖的海外之邦也都闻威而至，献纳珍品。他写道："先王之治，顺天之道，设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国辨职，以爵分禄；诸侯说（悦）怀，海外来服，狱弭而兵寝，圣德之至也。"（《仁本》）这里所颂扬的"立国"、"分禄"之事，正是西周奉行的分封领主的制度。自武王伐纣、周公东征以后，周王朝分封了大量的诸侯国，宗法等级统治秩序日趋稳固，海外许多少数民族部落也都纷纷来朝。《竹书纪年》上说："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史记·周本纪》同）西周开国之初，社会如此安定，正是司马穰苴所赞美的"先王之治"。《逸周书·王会解》记述了成王时期东都成周建成后，大会诸侯及四夷的盛况。司马穰苴所向往的正是这样的世界。但是，西周自昭王以后，这种统治秩序就开始动摇。首先是异姓诸侯反叛周王朝，后来连同姓诸侯也恣意妄为，互相攻伐，不服天子的统治。这种情况延续到春秋时期，天子完全失去了控制诸侯的能力，而由诸侯中的强者作为"霸"主，轮流出来左右局势。生活在春秋末年的司马穰苴对此感到十分焦虑，他希望有一个"贤王"出来重振宗法等级统治秩序，对那些违法乱纪、不从王命的诸侯进行征伐和惩治。他接着说："其次贤王，制礼乐法度，乃作五刑，兴甲兵，以讨不义。巡狩省方，会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乱常、悖德、逆天之时而危有功之君，遍告于诸侯，彰明有罪。??既诛有罪，王及诸侯修正其国，举贤立明，正复厥职。"可惜的是，像这样能够"讨不义"、"诛有罪"的贤王，在春秋时代也是不可能出现的。于是，他又提出了周王和诸侯中的"霸"主，一起来惩治不法诸侯的主张。他继续指出："王霸之所以治诸侯者六；以土地形（胜）诸侯，以政令平（定）诸侯，以礼信亲诸侯，以财力说（悦）诸侯，以谋人维（持）诸侯，以兵革服诸侯。同利同患，以合诸侯，比（亲）小事大，以和诸侯。"以"霸"来和合诸侯，是在周王失去控制能力情况下的变通措施。这正是春秋时代的特点。春秋首霸齐桓公就曾经"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论语·宪问》）。上述以"王霸"治诸侯的设想，反映了司马穰苴千方百计要维系宗法等级秩序的意图，他的用心不能不说是良苦的。

    对于会合诸侯以后，如何制止诸侯中的不法行为，《司马法·仁本》篇中进一步论述道："会之以发禁者九：凭（侵扰）弱犯寡者则眚之（谴责其过失），贼贤害民则伐之，暴内陵外则坛之（易其祭坛而更置其君），野荒民散则削之，负固不服则侵之，贼杀其亲则正之，放弑其君则残之，犯令陵政则杜之，外内乱、禽兽行则灭之。"应该指出，诸侯国"凭弱犯寡"、"放弑其君"等行为，大都是春秋时代经常发生的。而当时的诸侯之会也常常制订一些惩治邪气、发扬正气的法令。如公元前651 年齐桓公组织的"葵丘之会"，就宣布过"五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尊贤育才"，"敬老慈幼"，"士无世官"（《孟子·告子下》），等等。还须说明，上述会诸侯"发禁者九"的内容，与《周礼·大司马》所记王"正邦国"的"九伐之法"完全相同。它可能导源于春秋时代的一个现成的文献，先是载入《司马法》，然后又被《周礼》作者所抄录。这"九禁"包罗的面很广，它不仅要惩治"凭弱犯寡"、"负固不服"的诸侯国君，而且要讨伐"放弑其君"、篡夺政权的卿大夫。《司马法》中这些"治"、"禁"诸侯的规定，不论是司马穰苴的自著，还是他"申明"过的，都可以代表他的政治思想，说明他维系宗法等级统治秩序的态度异常坚决。

    在春秋时代，破坏自西周以来的宗法等级统治秩序的风气愈演愈烈。诸侯国之间互相攻伐，不听周天子的命令；而诸侯国内，卿大夫欺凌和放弑其君的事，也频频发生。据《史记·太史公自序》称述："《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为了制止这种动乱局面，恢复正常的统治秩序，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就出来游说和呼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孔子。他指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代自诸侯出。"（《论语·季氏》）显然，在孔子看来，春秋时代"天下无道"，他要消除"无道"，而恢复"有道"。孔子又主张政治上应当"君君，臣臣"（《论语·颜渊》），即君应当仁君的样子，具备君的品德和威严；臣应当像臣的样子，忠于职守和服从君王。司马穰苴赞美"先王之治"，希望"王霸"出来"禁"、"治"不法的诸侯国君和"放弑其君"的臣下。他的政治立场显然是和孔子站在一条阵线上的。当春秋末年，在一种新的社会体制，像秦王朝那样的统一地主政权尚未显露其端倪的时候，为使国家和人民免受动乱之苦，司马穰苴的维系旧有宗法等级统治秩序的主张，是有其积极进步的意义的。不过，他又强调："凡事善则长，因古则行。"（《定爵》）主张困循守旧，反对任何改革措施。这是一种狭隘保守的观点，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也是应当予以指出的。

    （二）　战争须以仁义为本

    用什么态度去对待战争，在这个问题上，司马穰苴提出，战争必须从仁义的原则出发。他说："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仁本》）他认为，用仁义的原则去对待一切事物，是谓正道。但是在复杂的情况下，应该权衡其轻重，考虑何者更符合仁义。例如战争中杀人，这本来是不仁不义的，然而杀了少数叛逆者，能使大多数人安宁，这就符合仁义的原则，因而"杀之可也"。再如攻别人之国，也是不仁不义的；然而攻其国，惩治暴虐的君主，爱护广大的人民，这完全是仁义的行为，因而"攻之可也"。又如，进行战争，会使人民生命财产受到损失，同样是不仁不义的；然而用战争打败侵略好战者，制止战火的蔓延和战事的扩大，这就合仁合义，因而"虽战可也"。为了进一步阐明战争如何贯彻仁义的原则，他又补充说："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其民也。"这里他强调：战争对于本国人民，要不违农时，不在人民疫病之时发动；对于敌国人民，有丧事时不应加兵，也不能因其凶灾而乘人之危；再则冬夏之时，大寒大暑，冻热难忍，都不宜兴师。上述这些戒律和规定，名义上是"所以兼爱其民也"，实际上可以不误生产，保证粮食和物资的供应；不使人民遭受更大的苦难，取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这对于策动战争的统治者来说，也是十分有利的。用仁义的原则对待战争，还必须坚持两点：一是不好战，二是不忘战。

    司马穰苴接着指出："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恺，春秋；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同上）这里阐述的道理很明白。"好战必亡"、"忘战必危"，为古往今来的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是每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应当牢记的教训。自西周以来，寓兵于农，从周王畿到各诸侯国，都要在四季农隙时间借田猎来检阅军队，演习武事。由于田猎方式的不同，当时还给四季的田猎习武各取了一个专名。《尔雅·释天》曰："春猎为，夏猎为苗，秋猎为，冬猎为狩。"鲁国的臧僖伯曾叙述这项制度说："春、夏苗、秋、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大演习），入而振旅，归而饮至（礼名），以数军实。"（《左传·隐公五年》）到春秋时期，各国还时而保留着这种制度。如齐国的管仲在谈到军事方面的措施时说："春以振旅，秋以治兵。"（《国语·齐语》）晋国在鲁僖公二十七年，曾"于被庐，作三军"；到鲁僖公三十一年，又"于清原，作五军以御狄"；鲁文公六年，"于夷"，后"改于董"；鲁襄公十三年，又"于绵上以治兵"（均见《左传》）。上述"春秋"、"春振旅秋治兵"的平时练兵措施，一方面为了防御外敌少数民族部落的入侵；一方面也可以证讨不法的诸侯、卿大夫，稳定国内的统治秩序。可见，从仁义的原则出发，不好战，不忘战，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安定的政治局面，巩固从天子到诸侯各级领主贵族的政权。

    （三）　统治人民的两手策略

    关于如何治理人民，司马穰苴主张，首先是要从"仁"出发而"爱其民"，如前所述的战争"不违时，不历民病"；"不加丧，不因凶"；"冬夏不兴师"等，都是以"仁"待民的体现。他并补充说："古者戍军，三年不兴，睹民之劳也。上下相报若此，和之至也。"（《天子之义》）统治者睹民戍军之劳，而规定三年不兴其徭役；下民受此恩惠，亦必定拥戴其上。司马穰苴认为，上下如此"相报"，就能达到"和"睦相处的"至"治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