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军对垒，孙武主张，攻守都不要固定在阵地上：攻则可选其薄弱而要害的环节，从而引出敌人的救兵，在半路上袭击它；守则可避其锋芒，迅速退却，使敌人来不及追赶；还可示以饵兵，引诱敌人前来，再袭击消灭它。总之，必须在运动中与敌周旋，消耗歼灭其力量，这是孙武的又一个重要的战略思想。他指出："兵之形，避实而击虚。""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虚实篇》）"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侍之。"（《势篇》）这些都是在运动中对付和战胜敌人的好方法。上述打运动战的策略，在春秋时代的历次战争中，有不少国家已经采用。公元前707 年，周王率领一些诸侯国的军队攻打郑国，郑出兵抵御。周王的军队分为三军：周王亲自统帅中军，虢公林父统帅由蔡人、卫人组成的右军，周公黑肩统帅由陈人组成的左军。郑公子突观察敌军的形势后分析说："陈乱，民莫有斗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顾之，必乱。蔡、卫不枝（支），固将先奔。既而革于王卒，可以集事。"于是，郑师先击"莫有斗心"的左军。果然，"蔡、卫、陈皆奔，王卒乱，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左传·桓公五年》）。郑师选择薄弱环节作为突破口，然后使工军全线崩溃，这是运动战的主要策略。公元前632 年，晋楚城濮之战，晋国采取同样的方法：晋"胥臣蒙马以虎皮，光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接着，晋"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楚师驰之，原轸、部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于是"楚左师溃"（《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军用先击薄弱的楚右师，冉诱出楚左师而"横击之"的运动战略，赢得了这次战争的胜利。到战国时代，孙膜指挥齐军"围魏救赵"，在桂陵之战中取得大胜，则是把孙子"攻其所必救"的运动战略进一步运用于实践。
（五） 打速决战
在孙武的战略思想中，兵贵神速，任何战争都要求速战速决。只有速战，才能取胜而得利；战争持久，必然耗费巨大，带来不利的后果。他说："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九地篇》）"其用战也（贵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作战篇》）这里孙武强调一个"速"字，力戒一个"久"字。在孙武看来，只要"速"，即使笨拙，也会对战局有利；如果巧取敌人而时间却要"久"，那是从来没见过的。
孙武在战略上主张速决而反对持久，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当时的国家疆土都比较小，财力、物力、人力都不是很充足的，而且国家林立，兼并战争频繁，战争拖的时间久了，不但兵源不继，粮草匮乏，其他诸侯国更会乘机袭击，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当时诸侯国间的大战，如晋楚城濮之战。晋秦崤之战、晋齐鞍之战、楚晋之战，都在几天内便见分晓。大国灭小国的战争，也往往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迅速解决。如公元前518 年，楚人为舟师巡逻边疆。吴人跟在楚师后面，乘"边人不备，遂灭巢及钟离而还"（《左传·昭公二十四年》）。以上事实证明，孙武关于"兵之情主速"的速决战略，在当时是切实有效的。
但是，如果战争不是速决，而是旷日持久，打上数月，甚至一二年，则往往会有不利的后果。公元前506 年冬，吴国伐楚，经过五战五胜而攻人楚都郧，楚昭王出奔。但吴国并未就此罢休，寻求妥善的解决办法，而是赖在楚都不走，继续与楚广大人民为敌。到第二年夏天，越国乘吴国内空虚，攻入吴国境内；楚申包肯至秦讨来救兵，与楚人联合，大败吴师；吴王阖庐之弟夫概，又乘吴危乱之际，自立为王。这一次吴伐楚入郢，由于时间呆得太久，没有采取速决战略，以致弄得不堪收拾。又如公元前595 年九月，楚围攻宋城。至次年五月，宋城还没有攻下。由于旷日持久的攻战，宋城内"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楚军亦仅有"七日之粮"，遂"引师而上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由此可见，孙武主张打速决战，认为"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甚至"诸侯乘其弊而起"，这些论断都是当时实践经验的总结，是高明的战略方针。
（六） 行动神秘莫测
在作战过程中，行动应该尽量诡秘，不让对方知道，这是孙武指出的又，一个战略原则。他在《虚实篇》中说："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在《军争篇》中，他又说要使自己军队的行动"难知如阴"。张预云："如阴云蔽大，莫睹辰象。"我军的行动神秘莫测，就能使敌人被动挨打，陷于困境。为了不泄漏军事秘密，孙子主张，在决定作战行动的时日，要"夷关折符，无通其使"（《九地篇》），即封锁关口，折毁符信，不让使节通行往来。
孙武关于作战行动必须严守机密的战略思想，也是当时战争经验的总结。春秋时代的历次战争，凡是作战行动能严守机密，使敌方感到神秘莫测的，就往往能够取胜；反之，行动计划败露，或在敌人的预料之中，则常常导致失败。如公元前585 年，晋楚绕角之战，晋人听从析公的计谋："多鼓钩声，以夜军之"，结果"楚师宵溃"（《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晋人乘势袭击蔡、沈等楚的与国，获得大胜。公元前575 年。晋楚鄢陵之战，晋人又听从苗责皇的谋略："楚师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灶，成陈以当之，栾、范易行以诱之，中行、二必克二穆，吾乃四革于其王族，必大败之。"按照这一作战方案，果然"楚师大败"（同上）。再如公元前628年冬，秦出师偷袭郑国。到次年春天行至滑（今河南偃师县南）时，被郑商人弦高发现，使郑有了准备，秦师只得罢退而还；在返回途中，晋人预料秦师要经过崤（今河南洛宁县西北），便在那里进行狙击，结果大败秦师。以上战例充分说明，作战行动能否神秘莫测，不为敌方所知，实为战争胜败的关键。
（七） 将帅指挥不受君主干扰
孙武一贯主张，带兵将帅在作战时必须有充分的指挥权。这种指挥权应该相对独立，不应受到国家最高统治身君主的干扰，这是战争取胜的重要条件。他说："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涂（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九变篇》）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四变》解释道："君令有所不行者，君令有反此四变者，则弗行也。"显然，将帅是受命于国君的，应该听从国君的命令；但君令如果违反"途有所不由"等战场上的"四变"，将对军事带来不利时，则此令将帅可以不执行。孙武对国君干预军队的指挥权十分反感，指出："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那些不懂军事的进退权变，而硬要干预军队指挥的国君，是一定会把事情弄糟的。因此，孙武一再强调："将能而君不御者胜。"（《谋攻篇》）他甚至主张将帅在指挥作战时，可以违背君主的旨意，只要符合君主的利益："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地形篇》）据《史记·孙子传》，孙武在吴王面前使宫女练兵时，也表达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的主张。
"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最早提出这一思想的是司马穰苴，事见《史记·司马穰苴传》，时间略前于孙武。原来在春秋早期，战争时一般都由国君亲自统领军队出证，国君对军队的统帅权与指挥权是集于一身的，但到后来，随着战争的频繁和规模的扩大，文臣武将逐渐分开，国君就不一定每次战争都亲自出征，而是委任将帅去指挥作战。这时，就产生了将帅在战争中如何对待国君命令的问题。在交通工具和通讯设备还十分落后的条件下，孙武等思想家提出"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主张将帅的指挥权须相对独立，不应受到远离战场的国君的干预，是有利于充分发挥将帅的智慧和灵活应变的能力，对保证战争的胜利是有积极意义的。事实上，春秋中后期的有些战争，就是依靠将帅的勇敢与智谋而取得胜利的。如公元前589 年的晋齐鞍之战，晋帅部克受伤而坚持在车，御者解张顶替克击鼓指挥，终于大败齐师。到了战国时代，将帅的作用更加重要。凡是将帅能力强而君主义不加干预的，就往往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如燕昭王时用乐毅为将而攻齐，大破齐军，并长驱直人齐都临淄。在留齐继续作战的数年间，乐毅攻下齐国七十余城。但到燕昭王去世，燕惠王即位后，因猜忌而使骑劫代乐毅为将，结果被齐田单击败（见《史记·乐毅列传》），前功尽弃。再如赵惠文王时，用廉颇、赵奢为将，不断攻取齐、魏两国的土地，连连得胜。到公元前262 年，廉颇率领大军与秦对峙于长平。廉颇采取坚壁不战的方针，秦军奈何不得。但后来，赵孝成土听信秦之间计，用赵奢的儿子赵括代廉颇为将。结果，赵军被打得一败涂地， 40 多万人全军覆没（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历史事实一再证明，孙武关于将帅应有充分的指挥权，国君不得横加干涉的主张，以及"将能而君不御者胜"的论断，是具有远见卓识的。
以上七条战略原则，是孙武拟订的指导全局的作战方针。在这些战略原则中，关于战前必须作充分准备的思想，在战争中贵以智谋取胜、切忌硬打硬拼的思想，要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去调动敌人、以造成有利形势的思想，攻守都不固定方位和阵地、在运动中打垮敌人的思想，与敌周旋采取突然袭击、速战速决的思想，作战计划必须严守机密、使敌神秘莫测的思想，将帅指挥权应相对独立。国君不得横加干扰的思想，都是历史上战争经验的总结和孙武创造性探索的结果。这些战略思想，不仅在当时是行之有效的，可以在战争中作为座右铭使用；即使对现代战争，它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正确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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