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评传

    春秋后期，由于政治的动荡，学术文化的下移，受教育的知识阶层人数的增多，加之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思想极为活跃，出现了许多博学而明智的思想家。当时研究军事的气氛也甚为浓烈。这就为孙武这位卓越的军事思想家的诞生，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一）

    学术下移与私学兴起

    由于周王室的衰微，原来的官学受到严重破坏，负责文化教育的官吏远走他乡，官方保存的文化典籍也流散各地。公元前525 年，郯国国君来到鲁国，讲述了许多历史知识，孔子见郊君而学之，接着感慨道："吾闻之：'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犹信。"（《左传·昭公十七年》）可见周王朝宫学的衰落和文化的下移，已引起广泛的议论。据说春秋末年的老子，原是"周守藏室之史"，因为"见周之衰，乃遂去"（《史记·老子列传》）。这个事实又一次说明，周王朝官府文化的不振和流失。

    与官学衰落恰成鲜明对照，由没落贵族或平民中的有识之士创立的，私人聚徒讲学之风逐渐兴起。春秋末年，孔于在鲁国聚徒讲习礼、乐、书、数、射、御等六艺，邓析在郑国聚徒讲习法律和诉讼。鲁国还有一个少正卯，其"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荀子·宥坐》），显然他也在那里私人讲学。据说少正卯的讲习很能吸引听众，曾使"孔子之门，三盈三虚"（《论衡·讲瑞篇》）。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因此他的学生中有贵族子弟，而更多的是鄙贱的平民。《吕氏春秋·尊师》述："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大盗也，学于孔子。"《荀子·大略》说："子赣、季路（即孔门弟子子贡、子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据李启谦先生的研究，在孔子的十九个主要弟子中，只有三人出身贵族，而其余都是平民、贱人或商人。（《孔门弟子研究》第247-248 页，齐鲁书社1987 年版）可知孔门弟子中出身鄙贱者占大多数。孔子一生授业讲学，他的"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其盛况空前如此。

    在平民中选拔贤者出任官吏之制，春秋时代已颇为盛行。齐桓公时，"乡长退而修德进贤，桓公亲见之，遂使役官"；若"设之以国家之患而不疚，退问之其乡，以观其所能而无大厉，升以为上卿之赞"（《国语·齐语》）。由于选拔平民中的优秀者出任官吏之制的推行，因而出现了一批专门求学以人仕的士阶层。孔子的许多弟子就因学得六艺而进入仕途，他们或任卿大夫的家臣，或任地方行政官。鲁国的执政者季孙氏曾"养孔子之徒，所朝服而与坐者以十数"（《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孔子死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史记·儒林列传》）。这一批平民出身的人学得知识，参政议政，必然会对当时的思想界带来深刻的影响。

    （二）

    科技的进步与无神论思想的抬头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春秋时代的科学技术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天文学方面，对日月星辰运行的测定，已经确立二十八宿的名称和方位。这是我国最早的天文坐标图。当时观测日食的准确性已相当高。《春秋》一书记录日食37 次，其中有33 次经证明是可靠的。《春秋·文公十四年》记："秋七月，有星孝人于北斗。"这是世界上关于哈雷彗星出现的最早记录。在历法方面，由于立圭表测日影，能精确测定夏至和冬至，因而已知回归年的时间为365 日，把它和朔望月的周期相调节，于是又创造了19 年插入7 个闰月的较精确的置闰方法。在数学方面，当时计算数值已相当高明。《考工记》中记述各种工具、武器的制造，己运用到分数、角度和容积的计算等数学知识。公元前548 年，楚国为修定赋制，便"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数疆潦，规偃猪，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0 年，为营造周王城，又"计丈数，揣高卑，度厚薄，仞沟洫，物土方，议远迩，量事期，计徒庸，虑材用，书糇粮，以令役于诸侯"（《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对于这样复杂的土田面积和工程土方量等的计算，如果没有几何学等专门知识和周密的运算方法，是难以完成的。在医药方面，诊断病人时又运用切脉、望色、听声、观形等方法，治疗病人时又采用砭石、针灸、汤液、手术等手段。春秋未年出现了著名的神医扁鹊，他既会"带下医"（妇科），又会"耳目痹医"（五官科），还会"小儿医"（小儿科），"随俗为变"（《史记·扁鹊列传》）。这说明他的医术是相当高明而又全面的。

    科学技术的进步，促使重人轻天的无神论思想的抬头。公元前706 年，随国的季梁谏其国君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公元前680 年，郑国的申又指出："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左传·庄公十四年》）他认为妖怪是人为造成的，是在人失常的情况下才出现的。公元前661 年，虢国的史嚣感慨道："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这与《尚书·太誓》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很有些相似。神降到了从属于人的地位，公元前644 年，周内史叔兴在解释一些奇异的自然现象时说："是阴阳之事也，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左传·傣公十六年》）他把自然现象与人的吉凶严格区分开来，指出吉凶完全是人为造成的，公元前641 年，宋国的司马子鱼反对人祭，进一步强调："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左传·僖公十九年》）把人民置于神之上。公元前550 年，鲁国的闵子马宣传道："祸福无门，唯人所召。"（《左传·襄公二十三年》）突出了人对祸福的能动作用。公元前541 年，郑国的子产解释晋君的疾病，是"出入、饮食、哀乐之事"，而不是由于"山川、星辰之神"的作祟。公元前524 年，裨灶欲用灌禳火，子产反对这种做法，并说："天道远，人道迹，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进一步阐述了天人相分的观点。由上述可见，春秋时代的无神论观念在周王室和许多诸侯国家都很流行，而且绵延的时间也很长。这充分说明了当时思想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