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中叶以前，战争一般都以车战为主，周围辅以一些步兵，一辆战车上有甲士3 人，另有7 人在车下，再配以步卒15 人，后来，每辆兵车所配的步卒发展到72 人。指挥车上也有3 名乘员，主将在左，武士在右，御者居中。兵车上所备的进攻武器多是长柄的戈、戟、矛，还有远射的弓矢；防卫武器有甲胃和盾牌。作战时兵车排成方阵，步卒附在兵车周围，互相冲击拼杀。战车一般可分进攻型的轻车和防御型的重车两大类。轻车驰骋疆场，冲锋陷阵；重车则装载辎重，当作军垒，进行屯守。《孙子兵法》上有很多关于车战的论述。如《行军篇》说："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奔走而陈兵车者，期也。"《作战篇》又说："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凡用兵之法，驰车（指轻车）千驷，革车（指重车）千乘"；"车甲之奉，日费千金"。可见在孙武的时代车战还相当盛行。
不过，车战的地位正在下降，而步兵日益显示其重要性。首先是一辆战车所配的步兵大量增加，同时脱离战车的独立编制的步兵亦已出现，并在战争中发挥其威力。造成车战衰而步兵兴的原因很多：一是井田制的破坏，土地私有化的分割，使战车通行的道路受阻；二是鄙野庶民大量参军，不能都乘兵车作战；三是戎狄部落侵扰，出没于山林地区，战车无法对付；四是人民起义聚于沼泽地带，战车亦无法镇压。如公元前632 年，晋"作三行（即三军步兵）以御狄"；公元前541 年，晋与狄人战，"乃毁车以为行"，结果"大败之"；公元前522 年，郑"兴徒兵"（即步兵）以镇压聚于"萑苻之泽"的起义者；公元前506 年，吴伐楚，更"选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为前陈"（《吕氏春秋·简选》），"奉甲执兵奔三百里而舍"（《墨子：非攻中》），竟五战五胜而入郢。在《孙子兵法》中，除论述车战外，更多谈论的是步兵作战。如《行军篇》说："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把车兵和徒兵并提。《九地篇》说："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地形篇》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行军篇》有"处山之军"、"处斥泽之军"，讲的显然都是脱离战车的步兵。
除车战和步兵作战外，春秋后期在楚、吴、越诸南方国家都建立了水军，并经常在水中作战。《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楚国"为舟师以伐吴"。杜预注："舟师，水军。"《国语·越语下》载，吴越两国水军曾"战于五湖"。《左传·哀公十年》还记，此年吴"徐承帅舟师将自海人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然则，吴、齐还发生过海战。吴。越水军的规模己相当可观。据《越绝书》所引伍于胥水战兵法，战船"大翼一艘，广丈六尺，长十二丈，容战士二十六人"，再加上划浆。掌舵。拿重兵器以及领班长官，整个战船"凡九十一人"（《太平御览》卷三一五引》）。越王勾践晚年，曾有"楼船之卒三千余人"（《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可知水军和水战在当时南方战争中己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三）
作战方式的复杂化
用战车和步兵作战，必须排成战斗队形，讲究阵法。最初的阵形比较简单，进攻时排成密集的大方阵，守卫时排成圆阵。但到春秋时，简单的一元大方阵，已逐渐为多无的小方阵所取代。如公元前707 年，郑国抵御王师，"为鱼丽之阵"（《左传·桓公五年》），即把队伍分为"左拒"、右拒"和"中军"三部分，"先偏后伍，伍承弥缝"，使先头部队像尖刀一样插入敌阵，后续部队又源源不断补充而来，结果"王卒大败"。公元前541 年，晋伐狄人，"为五陈以相离，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以诱之"（《左传·昭公元年》）。这样组成五个互相关联的小队，使狄人穷于应付，很快就"大败之"。此外，卫国还有"支离之卒"（《左传·哀公二十五年》）。日人竹添鸿光《左传会笺》云："支离，分散也，盖分为数队以误敌。"这也是一种巧妙地运用队形的变化以败敌的方法。
指挥军队的信号，当时仍然运用金鼓和旌旗。《孙子兵法》上说："《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两军交战，击鼓为前进，鸣金为停止或退却，旌旗则标志着军队的存在或前进的方向。如公元前712 年，郑国伐许，"颖考叔取郑伯之旗螫弧以先登"，未成，后"暇叔盈又以（旗）螫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郑师毕登"（《左传·隐公十一年》）。这样，以旗为先导，很快就攻入了许国。公元前684 年，齐鲁战于长勺。"齐人三鼓"而鲁师不鼓，后鲁人乘"彼竭我盈"之机，一鼓而"齐师败绩"（《左传·庄公十年》）。公元前589年，晋齐鞍之战时，晋帅郡克受伤，其御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于是，他"左并辔，右援抱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左传·成公二年》）。可见，春秋时将帅运用旌旗金鼓指挥战斗，已相当纯熟。当时指挥战争，还制成一种能登高瞪望敌情的"巢车"。如晋楚鄙陵之战时，楚王就"登巢车，以望晋军"（《左传·成公十六年》）。这样，就更增加了指挥的准确性。
训练军队原来都在农隙进行，春秋时出现了专职的常备军，因此军队的训练就往往由专人负责，分科进行，而且时间很长。《左传·成公十八年》载，晋悼公即位，乃命弁纠"使训诸御"（驾车的御手），命苟宾"使训勇力之士"，命籍偃"使训卒乘"（步兵、车兵），命程郑"使训群驺"（马匹饲养员）。据说吴王阖庐伐楚的军队，曾经"教七年"（《墨子·非攻中》）；越王勾践伐吴，亦"教其士臣三年"（《墨子·兼爱下》）。不言而喻，军队训练有素，又将提高战争的难度，使斗智斗勇愈趋激烈。
最能标志春秋时期战争状况变化的是，战场的扩大和时间的持续。原来的车战只能在广阔的平原上进行，现在的步战和水战则扩大到高山、丘陵、江河、湖泊甚至海洋。《孙子兵法·行军篇》就谈到"处山之军"、"处水上之军"、"处斥泽之军"、"处平陆之军"等处于各种地形的战争要领。
一次战争的时间，原来只需一天或者几天便可决定胜负。到春秋中后期，战争往往迁延时日，难分难解。有的战争持续数月，甚至一二年，才告罢休。如公元前506 年爆发的吴楚战争，从这年的冬天持续到次年的秋天，历时一年，战场绵延数千里。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时期的战争已相当讲究战略战术。如公元前707年，周王率蔡、卫、陈等诸侯伐郑，郑子元便谋划曰"陈乱，民莫有斗心。若先犯之，必奔。"（《左传·桓公五年》）公元前704 年，楚伐随，随季梁又献谋曰"楚人上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离）矣。"（《左传·桓公八年》）公元前701 年，郧人与随、绞、州、蓼四国伐楚，楚斗廉对莫敖屈瑕说："君次于郊郢，以御四邑（即上述四国）；我以锐师宵加于郧。郧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斗志。若败郧师，四邑必离。"（《左传·桓公十一年》）战争中讲究谋划，于是，示形作伪、虚张声势、佯退诱敌、埋伏突击、迂回奇袭、避强击弱、避锐击惰、使用间谍等一系列战术手段纷至沓来。这些都为孙子总结战争经验提供了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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