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类别的多样
原来在西周，实行寓兵于农的制度。周宣王时虢文公论述古代兵农合一的情况说："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国语·周语上》）春秋初年鲁国的臧僖伯也说："春、夏苗、秋猕、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人而振旅。"（《左传·隐公五年》）、苗、猕、狩，都是借田猎以习武事的名称。每年于农隙时多次习武，三年而在野外举行大演习，进人国都后再整队检阅。这种士兵就是农民、军事训练都在农隙进行的制度，到春秋时期由于战争的频繁和加剧，不得不加以改变。管仲在齐桓公时的改革，就"参其国而伍其鄙"，即把国郊分为三而把鄙野分为五；并强调："四民（士、农、工、商）者，勿使杂处。"他"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在十五个"士乡"中，以五乡成立一军，"国"组织三军，有三万人。管仲对桓公说："君有此士也三万人，以方行于天下，以诛无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御。"另外，农民都处于"伍鄙"，在那里实行"相地而衰征"、"井田畴均"、"无夺民时"的农业政策（《国语·齐语》）。由此可见，齐国的军士和农民已经分开，军士居于"国"中、而农民处于"鄙"野。军士成了专事打仗的职业兵。同时，根据管仲"士之子恒为士"的原则，这种职业兵还是父子世袭的。清人江永指出："说者谓古者寓兵于农，??考其实不然。春秋之时，兵农固已分矣。"（《群经补义》卷二）他的见解是不错的。
各诸侯国在分别兵农、建立中央统属的专职常备军的同时，又在边远地区和一些新设置的县、郡开始组建地方部队。自春秋初期以来，秦、楚、晋等大国对于新兼并得的某些土地，不再分封给卿大夫作为世袭采邑，而陆续建制为县，后来又在荒远处设立郡。这些县、郡，或者利用所灭国的原有军队进行改组，或者在鄙遂野外普遍征兵，于是一支支在中央正规军编制之外的地方部队，雨后春笋般地建立了起来。如楚国有"申、息之师"（《左传·倦公二十五年》，又见同书《成公六年》）、"繁扬之师"（《左传·昭公五年》）、"陈、蔡、不羹、许。叶之师"（《左传·昭公十三年》），晋国有"焦、暇、温、原之师"（《左传·昭公二十二年》），等等。公元前484年，吴国为北上争霸，乃"发九郡兵伐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因而在艾陵之战中，吴为四军而齐为三军，吴师多于齐师。可见吴国在边远各郡所建地方部队之众。由于在国郊之外的鄙遂地区可以普遍征兵和县、郡地方部队的组建，征兵的次数也就愈益频繁。有时进行一次战争就要几番征兵，使人民苦不堪言。《孙子兵法》上说："善用兵者，役不再籍"（《作战篇》），就是为了纠正这种弊病的。
除了中央直属的国家正规军和边远地区由县、郡组建的地方部队外，诸侯各国还有国君、卿大夫的族军和私属部队。这些族军和私属部队在与诸侯国的交战中，他们成为国君和将帅的卫队；在国君与卿大夫之间的内战中，他们就成为作战的主力。如公元前575 年，晋楚鄙陵之战，苗贲皇言于晋侯已"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同时，"（晋）栾、范以其族夹公行"（《左传·成公十六年》）。可见在此次战争中，楚王的族军与国家的正规军"中军"在一起，担负着保卫楚王的任务；而晋国则由栾、范两支族军保卫着晋公。由于春秋后期卿大夫势力的壮大，其私属部队也迅速增多。公元前592 年，晋卿克欲伐齐，因晋景公"弗许"动用国家正规军，克便"请以其私属"（《左传·宣公十七年》）。晋氏的私属部队，竟能与大国齐的部队较量，可知其部队数量一定甚为可观。公元前484 年，齐师伐鲁，当时的形势竟是："鲁之群室（卿大夫的家兵）众于齐之兵车"，甚至季氏"一室敌车优矣"，即以季氏一家的兵力对付齐的兵车还绰绰有余。此役实际参战的鲁私属部队有"季氏之甲七千"（《左传·哀公十一年》）。季氏何以能有如此多的私卒？时人早就指明："政自之（指季氏）出久矣，隐民多取食焉，为之徒者众矣。"（《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杜预注："隐，约，穷困。"可知季氏的私卒大多是用权力以及食物，招募穷困的人民为其服役而形成的。
（三）
军赋征收的加码
西周实行井田制，军队所需要的人员、牛马、战车、兵器，按军赋制的规定，向井田内的人民征收。《左传·成公元年》服虔注引《司马法》曰："四邑为丘，有戎马一匹，牛三头，是曰匹马丘牛；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盾具备，谓之乘马。"（《诗·小雅·信南山》孔颖达疏引）《汉书·刑法志》、《左传·成公元年》杜预注，所说与此略同。唯《周礼·地官·小司徒》郑玄注引《司马法》所论的赋制与此有异，这可能是传闻的不同，或者是时间、地域的变动所致。
西周的军赋制到春秋时期，各国都在不断增加。公元前645 年，晋国"作州兵"。据记载，这次行动的目的是"征缮以辅孺子"，其后果是"甲兵益多"（《左传·僖公十五年》，又见《国语·晋语三》）。显然，原来的"州"不是征收军赋的单位，此后则要按"州"征兵缮甲了。公元前590 年，鲁国"作丘甲"（《左传·成公元年》）。按《司马法》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原来是按"甸"征收甲兵的，此后则改为按"丘"征收了，军赋自然要增加许多。公元前548 年，楚国"量人修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兵、甲盾之数"（《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这次度量公私的一切收入而修定各单位应出车马兵甲之数，在当时战争愈趋繁忙的情况下，当然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公元前538 年，"郑子产作丘赋"。它可能和鲁国的"作丘甲"一样，是由原来的按"甸"改为按"丘"来征收军赋。时人浑罕讥之为"作法于贪"（《左传·昭公四年》），可知这一改，军赋征收的数量一定增加不少。公元前483 年，鲁国又"用田赋"。它的具体征收标准已很难详考。孔子曾对此次加赋大为不满，他说："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左传·哀公十一年》）由此可知，"用田赋"是鲁国在成公元年"作丘甲"后又感到军赋"不足"而使出的新招，鲁国的军赋因统治者"贪冒无厌"而一增再增，征收标准不断变易。
总之，从兵员的人数、军队的类别、征兵的范围和军赋的标准各方面来看，春秋时代的军事制度发生着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是由战争的频繁和规模的扩大引起的，而它的后果又促使战争进一步加剧和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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