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命令被突然取消，原因是驻意大利盟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不愿让巴顿进入他在意大利的势力范围，于是竭力阻止巴顿指挥此次行动。根本的原因是，同麦克阿瑟反对巴顿赴远东参加对日作战一样，巴顿的鲁莽、不顾后果、性格倔强，以及“打耳光事件”的阴影，促使他们对巴顿采取了远而避之少惹是非的态度。
此时此刻，巴顿只好饮下了自己酿造的苦酒。
巴顿在两次参战无望的情况下，产生了严重的失落感，勾起了他浓重的思乡之情。他决定返回家园休假，聊以排遣怅惘抑郁的心情。
在美国人民的心目中，巴顿是位传奇将军，是位令人仰慕的、凯旋归来的英雄。返回祖国后，鲜花、彩带和欢呼的人群很快把他淹没了。在波士顿，起码有100万人排成长达25英里的队伍夹道欢迎巴顿将军。此时此刻，他感到，自己所受的一切磨难和打击都得到了补偿。但很快，他就发现，由于自己的言论和思想已经同美国的社会氛围很不协调，他好战的性格和已在美国流行的和平思潮发生了强烈碰撞。美国人民很快就开始冷落起他们刚刚狂热崇拜过的这位英雄来。
问题的起因在于巴顿在各地所作的演讲。熟悉他的人们都说：巴顿的嘴是不大听大脑使唤的。但是，在巴顿的演讲中，他总能展现出军人气度和英雄威武的姿态，给听众留下良好印象。有时巴顿也显得极为谦逊，在洛杉矶市政厅台阶上演讲时，他抚摩着胸前佩带的绶带说：“是勇士们赢得了勋章 ，只不过由我们佩带罢了。”说着就热泪盈眶，不能自己。但更多的时候，巴顿是以战时那种激昂颠狂的情绪来阐释他那杀气腾腾的思想和主张，是在不适当的时间和不适当的地点发表不合时宜的讲话。在圣加夫列尔，在他祖父唐·贝尼托·威尔逊创立的救世主教堂，他先是率领学生大唱赞美诗，接着就发表激烈言辞敦促他们加强备战，继续保持高昂士气，放弃任何和平麻痹思想。这些强硬的言辞和凶悍的样子，好似一个好战分子在进行战争动员。他的话甚至比乔治·华盛顿在类似情况下发出号召时的措辞还要强烈。
在哈奇城的另一次演讲中，巴顿还深深触犯了烈士们的父亲。巴顿说：“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在战场上牺牲了生命的人才算是英雄。相反，我倒认为在战场上送了命的人往往是大傻瓜。”这句不慎的话被美联社刊载出来以后，立即在各地引起轰动。巴顿又不得不出面向烈士的父母公开道歉，才算了结此事。因为此时此刻，饱受战争磨难的美国人民刚刚获得和平，人人渴望获得祥和富足的生活，巴顿的过激、不慎的谈话自然引起人们强烈不满。他多次受到牧师、知识分子，甚至“星条报”的批评。“圣战英雄”的形象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马歇尔将军和艾森豪威尔将军对巴顿的老毛病十分清楚，尤其在得知巴顿演讲有意造成西方国家和苏联之间矛盾后，愤怒异常，几乎一致怀疑巴顿患有精神分裂症，同时尖锐警告他：“请你行为检点一些，闭上你的臭嘴。”
面对美国公众的抨击和老朋友毫无礼貌的质问与斥责，更由于自己的思想不为世人所理解，巴顿又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
鉴于巴顿在美国的表现，艾森豪威尔将军给他安排了一个驻巴伐利亚军事行政长官的职位，以使他缩短滞留美国的时间，同时也许是为了恢复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以摆脱日益沉重的郁闷心情。也许艾森豪威尔是出于好心，但对巴顿来说，它却是一个十分厌恶和不适当的职位，正是这一职位毁了巴顿。
2. 勇猛有余、不讲政治的巴顿将军的悲剧性终结
巴顿毫无思想准备，就被送到他最不适应的职位上来，正如两年前在摩洛哥一样，但是由于这次是在德国，他将要面临的困难远远超过在卡萨布兰卡遇到的问题。
总的来讲，战后德国对新任行政长官来说，意味着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巴伐利亚是德国纳粹主义的诞生地，纳粹的败降必然会在这里留下一些棘手的问题。第二，行政长官必须同俄国人打交道，由于苏联在战争中的崛起，美苏已成为主宰战后世界格局的两极，而意识形态的不同必然导致两大强国的激烈冲突。这样，战后德国实际上已成为美苏关系的晴雨表。因此美国行政长官的职责是十分微妙的。
遗憾的是，巴顿平生只知道打仗，他只热衷于战争，而对管理工作十分陌生；政治问题，巴顿又是极少顾及，自然显得十分幼稚。果然不久，巴顿在德国任职时发生了许多致命的问题，从而葬送了他的政治生命。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巴顿竟公然声称纳粹党和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并无多大区别，从而引起公众大哗。艾森豪威尔只得免去他第3集团军司令的职务，调他到一个有名无实的部队——第15集团军任司令，主要任务是研究和撰写战史。同年12月9日，巴顿决定返回美国并可能从此退休的前夕，因车祸负伤，被送到医院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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