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传

    1. “我随时都准备执政”

    虽然戴高乐不声不响，也不攻击任何人就离却了他的职务，但政客们的心理负担并不因此而有所解脱。因为戴高乐离开盔甲大厅之后，国务部长普利文曾以痛苦不安的语调谴责道：“这就是你们各党派搞出来的结果！”政客们担心戴高乐会通过电台广播激起全国人民对各政党的愤慨。从伦敦匆匆赶回的国务部长樊尚·奥里约写信对戴高乐说：“如果你有这个意图，这将会使国家分裂，使民主的敌人得利和称心。”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切担心都是多余的。没有愤慨，没有谴责，更没有分裂。法国人对这位恢复了他们荣誉的将军的下台连“为什么”都没过问一声。其实戴高乐内心深处，还是希望民众能有所表示的。

    等了几天，一切正常。在议会里，曾被戴高乐破坏了的抢座位的迷人游戏又时兴起来。政客们皆大欢喜，现在他们终于可以告诉人们第四共和国和第三共和国是多么相似了。正如乔治·皮杜尔所说的那样：一个伟大的人不受欢迎，几个庸才倒很得意。

    这几个庸才成了游戏者，游戏的内容就是、基督教民主人民共和党和社会党这三个支配议会的政党作出各种不同的席位排列。1946年1月24日，戴高乐辞职才四天，三个政党的代表便签订协议定下了游戏规则。政客们互许诺言，今后不再热衷于进行攻击性的侮辱性的争论了，保证要“在政府、议会、报刊和全国”发扬“忠诚团结的精神，来对待共同通过的决议”。

    但不管玩什么样的游戏，有戴高乐在旁边注视着，政客们心里就感到紧张；特别是他拒绝了好意给他的一切荣誉，坚持只接受一个退休准将的养老金，更使人不安。他离职三个月后，新任总理指示国防部长草拟一项法令，把戴高乐的军衔提到国家所能授予的最高一级。戴高乐知道后，立即写信谢绝。他说：

    自从1940年6月18日我打破常规走上一条相当独特的道路以来，事态已以如此规模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人们很难对一个史无前例的地位做出合法规定。况且，在5年7个月零3天的英勇斗争岁月中，显然没有人曾想到需要作出任何改变。今天想要采取一项行政措施加以解决，会令人感到奇怪，甚至可笑。正确的办法是维持现状，如有困难，到时候死神会来解决的。

    本着同样的精神，戴高乐把杜鲁门总统赠送给他的私人礼物——一架dc4型飞机交给了空军，并把自己的一辆美国大型轿车也卖掉了。他带着妻子伊冯娜和先天患病的女儿安娜，住到远离巴黎的科龙贝教堂村自己的一座旧房舍里，开始过起与世无争的乡村生活。

    这种生活对于戴高乐，与其说是生活，还不如说是一种折磨。在他的思维中，已经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我就是法兰西、法兰西是我的”的定势，同时还有一种“只有我才是全心全意为了法兰西，只有我才能治理好法兰西”的强烈自许意识。这些意识促使他在近六年战斗生涯的内政外交上，不管是对米塞利埃、吉罗，还是对丘吉尔、罗斯福，都毫不顾忌自身的虚弱，表现出一种护雏的老母鸡式的悲壮情怀，寸步不让地回击了他们的每一次冒犯。

    而今天，应该说自身的力量比当年是已非昔日吴下阿蒙了，却不得不把可爱的法兰西拱手让给一伙庸才去折腾！这叫他如何甘愿？他平静地辞职，是因为他确信：政客们的作为是不符合法兰西的利益的，第四共和国绝对会垮台，人民将大声疾呼他回来。

    但是，回报他的，却是遗忘、冷漠，这叫他何堪忍受？既然法国人民再次被慵懒软弱易变的民族劣根性淹没，就不得不再来一次“六一八”式的拯救了。

    6月16日，戴高乐经过深思熟虑，瞄准不久前刚在投票表决中失败的新政府和它的宪法草案开了辞职以来的第一炮。他在法国第一个获得解放的城市贝叶发表演说，当时人们正为他于诺曼底登陆时访问这座城市两周年举行庆祝活动，这次“贝叶讲话”极为重要；尽管它没有攻击任何个人和任何政党，但它再次以事实谴责了政党制度，并且精确地预示了12年后颁布的第五共和国宪法。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他不断利用各种集会和新闻媒介，对第四共和国的宪法、对多党政治发动攻击。同时，他有时竟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干预政府的人事安排或其他重大庆典活动。1947年1月，暂任总理的莱昂·勃鲁姆要委派勒克莱尔将军去印度支那担任总司令，勒克莱尔说，他在答复之前，得跟戴高乐将军商量一下。戴高乐不同意他去，他便拒绝了勃鲁姆。过几天勃鲁姆下台，继任总理保罗·拉马迪埃重提原议；同时，刚担任总统不久的樊尚·奥里约也规劝勒克莱尔接受任命。勒克莱尔有点心动了，但戴高乐仍反对他去，他虽然发了点脾气，最后还是拒绝了政府的委任。

    3月30日，戴高乐在诺曼底的布伦埃瓦峭壁上发表了一次演讲，暗示了他的一些想法。他说：“总有一天，法国广大民众将团结在法兰西周围，摒弃无聊的把戏，改革不合适的结构，而这些东西正在使民族陷入歧途，国家趋于衰败。”同一段时间，因比利时摄政王访问巴黎，戴高乐似乎蓄意要侮辱第四共和国总统，竟拒绝了总统约他共进午餐的邀请。

    这使第四共和国的政治家们感到很恼火，拉马迪埃总理就曾十分反感地大声说：“谁也不是至高无上的救世主，谁也称不上凯撒大帝！”

    当然这话他不敢当戴高乐将军的面说，反过来他还只能小心地去求他。4月1日午夜，拉马迪埃在拉布瓦瑟里约戴高乐会晤。他告诉将军，任何人都没有，也不会忘记国家对他的感谢。但是，再也不能无视解放者戴高乐与政治家戴高乐两者之间的区别了。他彬彬有礼甚至是颇为诚挚地请求戴高乐将军协助第四共和国。

    但戴高乐却开诚布公地表示他不会“协助”。他说：

    目前的宪法不能保证法国的伟大，而使法国伟大则是我心上的惟一目标和我生命中最崇高的目的。党派政体是有害的。它妨碍执行伟大的对外政策，正如它危害国内的和平与稳定一样。

    你责备我不该成为一个政治领袖。不错，我的确是一个政治领袖。总理先生，抗战运动不仅是一种民族运动，也是一种政治运动。我在履行我的职责，仅此而已。

    我将继续担当民族的引路人。因此，如果我再发表演说，如果我在对祖国前途有影响的问题上采取过什么立场，请不必感到惊奇，请不要指望我会放弃这种立场。

    恢复共和国的是我。你们以为我现在要推翻这个共和国吗？

    这种责备是荒唐的。我只为法国服务。我永远只为法国服务。

    这里的“为法国服务”具体指什么，当时他没有说明。一个星期之后，他在斯特拉斯堡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宣布了他的计划，即建立一个法国人民的大联盟。这个联盟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个规模广泛的民众运动，它将凌驾于各党派之上并吸收各党派的人员，在法律的范围内“对民众救国的巨大努力以及对国家进行的深刻改革加以促进，并使之走向胜利”，最后，“建立起一个新法国！”并且，他亲自把这个运动定名为“法兰西人民联盟”。

    开初一两年，戴高乐将军对这个联盟寄予了莫大的期望，而且当时它的来势也的确很好。1947年4月14日，戴高乐正式宣布成立联盟， 24小时之内就有12700名巴黎人报名，到 5月 1日竟迅速扩大到　80万人，这里头，有从　1940年就追随戴高乐的老战士，有其他各党派中对戴高乐本人好奇的人，还有更多的无党派人士——小市民阶层的芸芸众生。5月24日，戴高乐和另外五个人，即安·马尔罗、雷米、莱昂·马佐、帕斯德·瓦莱里—拉多和雅克·苏斯戴尔，签署了法兰西人民联盟的组织章程。联盟主席，理所当然地是戴高乐将军本人。

    此后，联盟力量迅速发展，最高时发展到150多万人。同时，在一些较低层次的政治活动中比如市政选举中取得了一些胜利，当然更主要是戴高乐本人的魄力，使它日益在政治上站稳了脚跟。将军日益频繁地发表政见，给第四共和国的历届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但第四共和国也真算是命不该绝，居然挺过了好几次内政、经济和外交上的危机。

    时光延至1950年。这年4月，美国人主持的大西洋公约正式签订；6月下旬，朝鲜战争爆发；使戴高乐又一次尝到了面对世界重大历史事件只能袖手旁观的痛苦。到10月3日，越南人民军把法国驻军赶出了高平要塞。戴高乐抓住这个时机，再次发表演说，指出法国在印度支那已经打了五年，有点像美国卷入朝鲜的战争。他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呼吁改变政体，他说：

    目前，在法国卷入了一系列严重事件的时刻，我大声而冷静地奉告——现在还为时不晚——共和国的当政者们；你们的政体很糟糕！早在1940年，这个政体就把我们拖到悬崖边缘，一场风暴把它扫得无影无踪。只有不要这个政体，法国才能得救，这是有充分道理的。但是胜利后，你们又搞起这个政体，它比以前的更糟。无论我对你们怎样大声疾呼，你们都不理解……法国没有一个公正而强大的政体，将大难临头。

    至于我，全国都知道，我随时都准备执政，我将依靠愿意帮助我的人来挑起这副重担。

    但当时，无论是谁，都看不出哪儿有一点非得请戴高乐出来执政不可的必要。如果1946年1月20日那天上午9点钟以前，有一个1940年6月14日的芒代尔出现在戴高乐面前；再假设此时国会被解散，那么，他的人民联盟势必以绝对的压倒多数一跃而成为执政党，并且还可以利用这个压倒多数来制订符合他的主张的新宪法。可是，他当时在野；再就是他早已宣布人民联盟不是个政党。因而，他的呼吁没获得任何反响。

    在这以后，将军对自己发起的这个运动逐渐失去信心了。他发现，这个联盟不仅没达到推翻第四共和国这一主要目的，反而日渐走向了它自己的反面，成了个不是政党的政党了。1952年2月底，执政五个星期的富尔政府倒台后，联盟秘书长苏斯戴尔被邀请参加组阁，他去请示戴高乐时，戴高乐明确指示他不要去，并让苏斯戴尔转告樊尚·奥里约总统，戴高乐不会拒绝与总统打交道。但苏斯戴尔不仅没转告总统，甚至在向报界发表声明时根本就不提将军的名字。将军因此而认为联盟在议会里的那帮人经不起他最为鄙视的政治游戏的诱惑，已经腐化堕落了。

    于是，1952年5月6日，将军从非洲回到巴黎时，正式宣布与“法兰西人民联盟”脱离关系。

    2. “因为我代表着正统”

    虽然将军因失望而“脱离”了“法兰西人民联盟”，但他并没有真正退隐。即使从1952年中段起，他只是偶尔发表演说或声明，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转而用在写作上——他开始撰写《战争回忆录》——他要借用文学这种形式，阐述自己的伟大抱负；他要回顾五年战争历史，来说明什么才是法兰西共和国的正统，并推论出什么才是法兰西的未来。

    据最负盛名的戴高乐传记作家布赖恩·克罗泽认为：从来没有一位作家在写作时比他更自觉地把子孙后代放在心头。尽管他在辞去总理职务时就预言第四共和国必将垮台，并且从1947年起就尽一切努力使预言变为现实，但这个政权的顽强的生命力，却使戴高乐有点吃惊地认识到：这种制度可能会持续多年，也许会持续到他年迈不能执政甚至是在他去世之后才会崩溃！既然无法保证他在本国和世界舞台上再度扮演一个角色的机会，那么，这就到了他评价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的时候了。而且这也是政治家们撰写回忆录的正常目的。而就戴高乐将军而言，他那伟大的抱负，他对历史的专注以及对文学的爱好，都意味着这部三卷本的回忆录不仅是一部杰作，而且是他为自己树起的一块颇为高大的纪念碑。

    我们试录该书结尾几段文字为例：

    ……一年有四季，季季有自己的内容，大自然的智慧给我带来了安慰。春天，它向我高歌：“不管过去出过什么事，现在我又复苏了！虽然有过狂风暴雨，现在却是一片晴空；小树苗又发绿了，连多石的田地也显得气象一新。爱，给我身上增加了活力，增加了光辉而坚强的自信，这是无穷的活力和自信！”

    夏天，它向我宣布：“光荣属于美丽富饶的大自然！一切生物的营养都出自我的巨大努力。一切生命都依靠我的热能。谷类、水果和牲畜，现在都沐浴在阳光下面，任何力量也摧毁不了它们。将来是属于我的！”

    秋天，它向我叹息：“我的任务接近完成了，我开过了花，长出了庄稼，结出了果实。现在我要收获了。你瞧，在这令人悲伤的秋色中，我披上了红袍和金袍，多么美丽呀。可惜！寒风和冰霜不久就要夺去我的盛装。但是，总有一天，在我这一无装饰的躯体上，又会重新开放青春的花朵！”

    冬天，它向我呻吟：“你看我荒凉又寒冷，我所生所爱的花木和飞禽走兽，有多少因为我不能哺育和温暖它们而死在我的怀里！难道说命运已经注定了吗？死亡永远得胜了吗？不是的！在我这静止的地面底下，已经在隐隐约约地积聚着一种力量。我虽然在黑暗里静眠不动，却已预感到光明和生命复始的美妙前景！”

    正是这个“预感到”的“美妙前景”，支撑这位年过花甲的巨人，既不像丘吉尔那样口授，也不像专业作家们那样使用打字机，而是用他那巨大的手捏着自来水笔，用黑墨水一笔一画地往下写。他在他科龙贝教堂村那座18世纪的建筑物上增建了一个小阁楼；在那可以从三面眺望景色的小阁楼里，他用难以辨认的潦草字迹，写满了一张又一张稿纸。在经过无数次的删改和变动之后，这些稿纸变成更加难认的文稿。有两个人协助他写作：外交部的勒内·蒂博帮助挑选和搜集有关文件的原文，以印证他所叙述的事件；他的女儿伊丽莎白做打字工作，只有她才能非常熟练地辨认她父亲那难以看懂的字迹。

    在写作之余，他或是在小花园里徘徊，或是如饥似渴地阅读。房屋周围，有3英亩园地，他的妻子伊冯娜带领一个园丁，把这里变成了一块圣地。圣地的中心，是个大花坛，上面用花草拼成了一个洛林十字式样。戴高乐自称，他在这里徘徊过15000次！而读书的兴趣，却使人感到他是要把被战争耽误了的时间补回来。他再次读完了柏格森的著作和他敬佩的夏多布里昂的作品，重读了圣西门、佩居伊、埃皮克特蒂斯、巴雷斯和拉罗什·富科的作品。

    俾斯麦的作品使他着了迷，所有法国作家论战争和政治艺术的作品也把他吸引住了。但他也没有忽视萨特和自己的追随者马尔罗和莫里亚卡等人的作品。他一口气读完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并且自然而然地把自己比作那位老人。令人吃惊的是，他甚至还读了园艺手册、气体力学、控制论以及制造马鞍的教科书！

    这样超负荷的阅读和写作，使他的视力衰退很快。为了能恢复点视力，他这位吸烟成癖的人说戒就戒了烟，可惜对视力帮助并不大。由于要考虑自己的“形象”，在公众场合他尽量不戴眼镜。

    写作一开始，将军便和夫人伊冯娜商量，将回忆录所得稿费的大部分用作为残疾儿童所设置的慈善信托基金与其他选定的慈善事业费用。这笔信托基金即“安娜·戴高乐基金”，是1946年戴高乐辞职回到科龙贝教堂村后着手设置的，并在同年内建立、开放了残疾儿童保育院。院址是附近一座占地15公顷的树林地带的城堡，由圣雅居的修女们自告奋勇充当保育人员。虽然两年后安娜不幸死于肺炎，但保育院却一直继续向残疾儿童开放。

    建这座保育院几乎使戴高乐倾家荡产！他的全部收入即那笔准将的养老金，开销了家庭的必要费用之外，连来客都只能以白开水款待了。到 1951年，戴高乐已到了不得不将房产抵押出去的地步，是乔治·蓬皮杜帮助他摆脱了困境。

    乔治·蓬皮杜是后来戴高乐亲自选定的第五共和国的总理，将军之后的法国总统。他是著名的法国师范大学毕业生，1944年进入将军的临时政府秘书处工作；将军辞职后，他便成了将军的得力助手，领导了将军的私人秘书处，并充当了他的财政事务代理人。在社会上，他的公开职务是罗特希尔特银行总经理。他利用职权之便为将军弄了笔贷款，使将军安然度过经济难关，安下心来写他的回忆录。

    这时，有好几家出版商在竞争出版戴高乐回忆录。戴高乐选中了出版过福煦、霞飞、普安加雷、克莱蒙梭、劳合、乔治和丘吉尔著作的有名的普隆出版社。戴高乐也切望分享与那些世界级伟人同列的声誉。

    1953年秋，蓬皮杜开始进行出版谈判。这时第一卷已快完稿。伊冯娜劝将军改变死后才出书的打算，趁在世时出版全部著作，挣回稿费以敷家用。

    1954年4月22日，戴高乐夫妇请普隆出版社的业务经理和文学部主任夫妇共进午餐，以庆贺出版合同签订。

    写作《战争回忆录》耗时六年。这部近150万字的宏篇巨制是将军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也是将军最后成为成熟的政治策略家的催化剂。第一卷《召唤》，出版于1954年10月，第二卷《团结》出版于1956年5月；第三卷《拯救》，出版于1959年9月。时间跨度从1940年写到1946年，每卷2年。在对“六一八”以来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中，由于事过境迁，使他能站在比较客观比较冷静的立场来重新检讨自己的行为，并且能以检查当时可能采用的别的方案的价值来重新估价自己的行动。

    对于将军来说，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他并没有把辞 职看作是卸掉了为法兰西应负的责任。在回忆录中，开头第一句他就写道：

    “我对法国一向有一种看法……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成其为法国。”他阐 述了他的旗帜为什么是洛林十字旗，因为几个世纪以前的圣女贞德，就在这面旗帜下重新集合了法国人拯救了法国。而第三共和国投降后“要由我来承担起法国的重担”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政就不能再一意孤行，而必须讲究策略，“因为我代表着正统”。

    这种变化在1958年他当上总理后就很容易发现了。当时他要求议会给他处理国家危机的特权。如果按1946年时的性情，他会直截了当地要求授权，并以辞职相威胁：“要么听我的，要么我不干！”而这时，他则聪明地利用休息时间和议员们套近乎聊天，并恭维他们：“我想要你们都知道，今晚有机会和你们一起在这里聚会，我是感到多么荣幸和高兴。”听了这话，那些试图竭力阻止他重新掌权的议员们都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过去，将军是多么藐视甚至敌视他们啊！他们鼓掌喝彩，赞成给将军想要的权力，阻力都变化为动力了。

    所以，这套回忆录一出版，便立即成了畅销书。到1963年12月底止，不算外文版，每一卷都印行了插图本3万册。第一卷印行普通本22.8万册，平装本27.3万册；第二卷各印16.9万册和22.5万册，第三卷则是18.6万册和 22.5万册。这对于任何一位作家或政治家，都是些值得大庆特庆的数字！这么大的数字所带来的稿费，不仅使将军偿还了贷款，充实了“安娜·戴高乐基金”委员会的钱柜，而且使法国红十字会和其他各种慈善事业以及科龙贝教堂、教区，都得到了将军慷慨的捐赠。

    将军尽管能从写作和妻女的关切中获得慰藉，但是，长期的退隐生活使他的忧郁之情有增无减。第四共和国历届政府所频繁遇上的危机，每次都证实他对这种制度的抨击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它每次都又缓过气来，尽管是奄奄一息，就是不肯断气，徒增将军的意外和失望。

    在埋头写作的六年中，将军保持每星期三、四到巴黎去的习惯，以会见一些访客。久而久之，来访的知名人士越来越少了。到1957年底，夏尔·戴高乐事实上已成为了一个被人忘却的人。人们只是把他作为历史上一个传奇人物记在心里，作为一个当代作家称道几句；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再没有人认真地把他看作是可以拯救法国的人了。

    3. 当国家再次面临考验时

    历史演变中的逻辑力量就是这么可怕！18年前，第三共和国的法国人不相信戴高乐关于外敌的无情的预言，结果几乎使民族陷于毁灭；12年前，第四共和国的诸公也不相信戴高乐那关于内政的几乎是讨厌的预言，结果，法兰西民族无可避免地面临着一场危险的内乱！而且，这两次大危机，都说明戴高乐所坚决反对的多党政体，确是法兰西民族的灾难；但不到大祸临头，它又决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仿佛它本身就是专为戴高乐而生，不如此就烘托不出戴高乐的高大伟岸似的。

    现在，第四共和国终于走到它的尽头了。

    据历史学家们分析，当时想推翻第四共和国者并非都是希望戴高乐东山再起的人。他们按一般分法可以分为四大类：戴高乐分子，极右分子，将军们和阿尔及利亚的白人移民 （通常称“黑脚”）。他们的动机各种各样，甚 至互相矛盾，但有个大的共同点：都反对政党制度。其中最明智的当然是戴派人物，他们通过说服或计谋，使其他各派接受了将军上台最符合他们利益的主张。

    戴高乐派的领导人是米歇尔·德勃雷、雅克·苏斯戴尔和沙邦—戴尔马。

    参议员德勃雷不同于后两人，他在戴高乐的临时政府里曾担任过共和国的委员。他从没向第四共和国低过头让过步。他是个犹太后裔，一个拥护宪法的能干律师。他在历次内阁危机中（第四共和国共更换过24届内阁），都大声疾呼要求戴高乐出来执政。在越来越少的戴高乐的忠实的追随者中，最坚定的就数他了。他曾写过一些辛辣有力的小册子。这次，他写了一本名叫《统治我们的王子王孙》的书，对政客们进行了尖锐的毫不留情的抨击。他又创办了一份火气十足的期刊叫《愤怒的来鸿》，大肆宣传只有戴高乐上台才能克服危机捍卫法国。后来，他在将军开创的第五共和国担任第一任内阁总理。

    雅克·苏斯戴尔与德勃雷不同，他曾向旧体制做过妥协，曾使戴高乐因而与“法兰西人民联盟”断绝关系。但是在最后阶段推翻旧政府又是他出力最多。当时他担任法属阿尔及利亚总督。1958年4月15日，他一篇用词严峻又充满激情的讲演竟促使费利克斯·加亚尔内阁倒台，从而造成了第四共和国的倒数第二次内阁危机。

    沙邦·戴尔马此时正在加亚尔内阁担任国防部长。他有名亲信叫莱昂·德尔贝克，驻在阿尔及尔。德尔贝克参加过抗战运动的战斗，参加过“法兰西人民联盟”，目前的正式职务是国防部联络局的“技术顾问”。他是一个北方工业家的儿子，天生就是个有组织才干的人。他很快就建立了一个效率极高的情报网，并开展了为戴高乐上台做准备的宣传工作。驻阿尔及尔的法军总司令萨朗将军就是大受其影响的人之一。

    极右分子虽然不如戴派人物那么重要，但是他们在使巴黎的政客们精神惶恐不安、行动日益不灵方面却起了重大作用。他们的四个领袖人物中，有两个文官和两个将军。他们最爱搞阴谋但又不切实际，认为推翻第四共和国而实现自己当政的目的是十拿九稳的事，所以行动也很得力。

    军人派的情形则要复杂得多，但他们的动机倒不是想自己执政，而是出于对政客们的积怨。二战结束以后，他们几乎立即就被卷入了长达7年半的印度支那战争。由于政客们的拆台，他们遭到了越南奠边府战役的惨败；而半年之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的爆发又把军人们拖入了另一场又长又臭的战争的泥淖，并且因镇压革命者而使法人名声狼藉。他们认为政客们1954年签订的日内瓦协议是对军人荣誉的出卖，现在他们感到另一次出卖就要来了，因为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再也打不下去了。他们在经过几乎连续作战12年的严峻考验之后，现在已感到忍无可忍！他们之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是儒奥将军，他本人也是个黑脚。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是精锐伞兵师顽强的司令官马絮将军。

    还有所谓黑脚，即白人移民。他们除了在主张阿尔及利亚必须仍属法国这个问题上看法一致以外，也是捏不到一块儿的，什么看法都有。当时他们在议会里的发言人有四个，通称为“四枪手”，即苏斯戴尔、皮杜尔、安德烈·莫里斯和罗歇·迪歇。这四个人之中只有苏斯戴尔一人是戴派，其余三个都各有自己的政治关系。

    上述四大派别的黏合剂，或者不如说是轰垮第四共和国的导火索是阿尔及利亚的命运。1954年11月一些“穆斯林恐怖分子”在阿尔及尔发生叛乱，被法军镇压下去；农村的革命军也被法军一步步赶到了突尼斯和摩洛哥等地。在军事上，法军是胜方。但是，由于这是一场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革命战争，不论在法国人民之中，还是在联合国，革命者都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而第四共和国的政客们，则正在起劲地玩他们的换届游戏，把法军晾到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

    接着发生了萨基埃特事件。1958年1月11日，来自突尼斯的阿尔及利亚革命者在一场伏击中打死了16名法军士兵。法军司令官没与政府商量，便径直决定给突尼斯人一顿“教训”。2月8日，法国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掩护下，猛烈地轰炸了位于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交界处的萨基埃特西迪优素福村庄，炸死69名突尼斯老百姓，其中包括21名儿童。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就此向法国总理加亚尔抗议，但加亚尔却拒绝谴责这种行为。布尔吉巴总统一怒之下，把这事提交给了联合国安理会。

    2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委托英美两国调查处理此事。在接下来的55天中，英美两国外交官频繁往返于巴黎与突尼斯之间进行旨在调解的“斡旋”，据说颇著成效。

    但这些政治家或者外交家们却忽视了一个不该忽视的问题：由于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都属于法国的海外领地、法兰西帝国的成员，她们与法国的纠纷是法国的内政问题。现在加亚尔政府竟然接受外国对法国主权事务的干涉，当然是辱国丧权，无能！4月15日，加亚尔政府因而被迫下台。

    到了这个时候，人们便怀念起维护国家主权寸步不让的戴高乐将军来。

    要是他在位，时局绝不会混乱到这个地步！看来也只有请他再出山才能力挽狂澜，收拾这岌岌可危的政局。一年前，政客和人民大众对于戴高乐的销声匿迹并不关切，现在人们则渴望他说点什么，说他并无政治野心或者是宣布准备接管政权什么的。还有些性急的人，又开始络绎不绝地拜访戴高乐将军。

    然而，现在的将军再不是12年前的那位一触即发的将军了。在野12年，并不仅仅意味着人的年龄又老了12岁，它还将显示它成就了一个更为精明机诈的政客。通过对时局的综合分析，戴高乐深信自己表态还为时过早。他认为，第四共和国的现任总统科蒂不具备一个总统应有的权威，第四共和国实际已经管不了事了。科蒂手下已只有两个人可以利用，一个是过去属于戴派的勒内·普利文，一个是人民共和党的领导，阿尔萨斯人皮埃尔·弗林姆兰。

    戴高乐打算静观其变。

    这次内阁危机把科蒂总统拖得焦头烂额。加亚尔政府垮台，议会四分五裂，将军们怨声不绝，政客们畏缩不前，国民人心浮动，骚动不已！他先后邀请“四枪手”之一的皮杜尔、原戴派的普利文出面组阁，都是转瞬即败。5月5日，他极秘密地派了他的卫队长去找戴高乐的亲信探讨戴高乐出来组阁的可能性，但据说戴高乐的条件是不出席议会，但又得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投他的信任票，授予他处置问题的全权！这使科蒂总统既吃惊又灰心；实在没办法了，只好召见人民共和党领袖弗林姆兰，盯着他说：“你是我最后的一张牌了。要是你也搞不成，那么惟一的出路是：请戴高乐将军出来。”

    弗林姆兰信心自然也不足，但这毕竟是一次机会，便也愿意一试。他却不知道，他在4月23日的《阿尔萨斯消息》发表的一篇探讨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谈判的可能性的文章 ，正戳到了法队的痛处。因为法军深深地陷入了阿尔及利亚问题，她时刻都提心吊胆地害怕自己与阿尔及利亚同被法国本土抛弃。法军将军们是决不肯与这么个“逃兵”合作共事的。

    5月9日，当弗林姆兰坐在巴黎马蒂尼翁大厦准备他的在受权典礼上的讲演稿时，法军驻阿尔及尔武装力量的最高代表们——萨朗将军、儒奥将军、阿拉尔将军、马絮将军和奥布瓦诺海军上将，也正聚集一堂向第四共和国总统起草一份对时局表示担忧的电报。电报说：“全体法队对于任何抛弃这份民族遗产（阿尔及利亚——作者注）的行为都会感到是一种污辱。”“提请共和国总统重视我们的极度不安，只有政府下定决心在阿尔及利亚保持我们的旗帜，我们才能消除忧虑之情。”

    转眼到了5月13日。“5·13”这个日期，后来人们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是救国的象征，也有人说是西班牙式暴动的象征。这天下午3点，在巴黎，倒霉的弗林姆兰召开国民议会，投他的信任票；3个小时之后，在阿尔及尔，上万群众聚集在总督府大楼前的广场。看起来好像是一次暴民的自发事件似的，一个身材高大满嘴胡须的学生领袖发表了一通演说之后，竟下令袭击总督府大楼！在赤道带灼热的阳光下，激动的群众涌进大楼，把办公桌、公文柜里的东西全部抛出窗外。军队和保安人员站在一旁眼睁睁看着，不知如何是好。最后直到马絮将军出面宣布成立一个负责行政和军事的公共安全委员会，并由他自己担任主席，骚乱才逐渐平静下来。

    晚上11点，沙邦·戴尔马驻阿尔及尔的亲信莱昂·德尔贝克在总督府大楼找到了萨朗将军，并帮他起草了一份致科蒂总统的电报。电报内容如下：

    ……现在我们面临着威胁民族团结的严重混乱局面，不冒流血危险，这种局面恐难结束。在这种情况下，负责的军事当局认为：迫切需要呼吁一位能主持全国大局的人出来组成一个可使阿尔及利亚公众舆论安心的公共安全政府。由这位最高权威人士发出和平的呼吁，重申使阿尔及利亚归属法国的坚定决心，只有这样才能挽回局势。

    在巴黎，直拖延到凌晨3点30分，弗林姆兰才以274票赞成，120票反对和137票弃权而当选为第四共和国倒数第二届内阁总理。半个小时后，在阿尔及尔，马絮将军出现在阳台上，告诉仍然停留在广场上的人们：由于人参与策划，新总理已被批准就职。他首次公开呼吁，请求戴高乐将军打破沉默，出来号召组织一个公共安全政府。惟有这样的政府，才能把阿尔及利亚从外交上的奠边府惨败局面中拯救出来！但戴高乐仍没答复。

    14日，在巴黎，弗林姆兰正儿八经地发表任职演说，同时，在爱丽舍宫广场，右翼分子的示威队伍边游行边高呼“让马絮掌权！”左翼分子则聚集在共和国广场，高呼“绞死马絮！”新政府派警察逮捕了50名左翼组织人员和6名军官。

    15日，在阿尔及尔，一个阳光灿烂的地中海早晨，萨朗将军登上总督府大楼阳台，向骚动不已的庞大人群喊出了他们爱听的词句：“法国万岁！”

    “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万岁！”最后是“戴高乐万岁！” 而在科龙贝教堂村，这几天，戴高乐直到深更半夜还在听广播、接电话。

    大家都迫切希望他能讲点什么，15日这天，有300多名记者挤在本不宽敞的戴高乐总部。下午5时，戴高乐将军终于打破了沉默，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

    声明很简短，但内涵却很丰富，全文如下：

    国家的衰微不可避免地为已经联合起来的民族造成隔阂，为正在作战的部队造成不安，并已带来全国混乱、独立沦丧等等后果。12年来，法国面临种种问题，非政党体制所能解决，国家一直处在这种灾难状态之中。

    上一次，国家在危急存亡的关头曾赋我以重托，领导全国救亡图存。

    今天，当国家再次面临考验时，她一定知道我已经做好了接管共和国权力的准备。

    这个声明公开发表，不亚于一颗重磅炸弹开花，局势更加混乱，有人叫好，有人抗议；而那些好斗的极端分子，更不惜冒内战的危险来摧毁第四共和国。于是，戴派人物开始活动，把形势朝对自己有利的一面引导。沙邦·戴尔马向副总理居伊·摩勒建议，他应向戴高乐挑战，要他保证尊重共和国的法制。摩勒真的告诉议会，要去访问戴高乐以便澄清三点：承认弗林姆兰政府是惟一合法的政府；阿尔及尔的公共安全委员会不合法；如果他应邀组阁，则须尊重第四共和国宪法的程序。

    这便为戴高乐提供了一个玩弄政治权术的机会。他对摩勒在演讲中提出的三个问题不做正面答复，反而宣布说，将在19日下午举行记者招待会。

    这是一张绝妙的王牌。它将危机自然而然地延长了三天以上，以便它进一步成熟。而且这三天的时局变化也确实出现了许多戏剧性场面，使新政府惶惶不可终日，内政部不得不宣布紧急状态3个月，以戒备一触即发的内战。

    好容易到了 19日，所有通向戴高乐租住的道尔塞宫旅馆的通道都被封锁，只有具有特别许可证的人才能通过警戒线。当将军下午3点露面时，大约1200名文字记者、 30多名摄影师和100多名新闻图片记者把旅馆门前的草坪挤了个水泄不通。

    这是将军近三年来第一次公开露面。在他退隐的日子里，人胖了，也老了，引起了人们许多感喟。而且，他的性情也比盛年时期祥和多了。招待会开始时，他就很谦虚地说，他认为自己可能有用，因为政党制度已经失灵了，因为他是孑然一身，不属于任何一人，然而也属于所有的人。

    有人问他：“你所说的共和国的权力是指什么？”他模棱两可地答道：

    这些权力只能是共和国授予的权力。接着他追忆了自己曾经拯救过共和国，并列举了1946年他曾建议的种种改革。

    他在回答另一个问题时借机赞扬了军队，说军队在防止暴乱方面干得不错。有人再问他对居伊·摩勒在议会提出的问题有何看法？他精明地回答说自己非常尊重这位社会党领袖。至于提出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如果戴高乐在非常时期被授予非常的权力，以执行一项非常任务，那么显然不能按照老一套规矩办事，那一套现在大家都受够了。”

    有的记者提出了人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你想没想到，就在你发出呼吁的时刻，阿尔及利亚的暴乱正面临失败；你一直在给煽动分子打气。你的记者招待会使他们增添了力量。”

    戴高乐故意含糊其词地答道：“责任问题可以到以后再追究。眼下有这么一个事实：对于被称为 ‘煽动分子’的一些领导人，政府当局并没有进行 任何制裁——反而授予他们全权。而我，目前并不是政府当局，你们有什么理由要我称他们为煽动分子呢？”

    记者又问：“如果你重新上台的话，你是否会侵犯公众的自由？”

    “我做过这样的事吗？”老人惊讶地反问道。“恰恰相反，当公众丧失了自由时，我使他们恢复了自由。我今年67岁了，到了这样年纪才开始独裁者的生涯，这话可信吗？”

    这话当然不可信。其实在举行记者招待会之前，戴派人物已经制止了一次老战士行动委员会一些极端分子策划的暴力行动。这已经让人相信，惟有戴高乐才能防止暴乱，才能防止合法政府被暴力推翻。

    无数的法国妇女也在为埋葬多党政治出力。法国解放战役中她们曾把自己的丈夫、兄弟和儿子送进戴高乐的部队，这次轮到她们自己上阵了。她们收集了部长们的私人电话号码，时常打警告电话给他们；另一些妇女则从全国各地寄发了成千上万张明信片，要求政客们滚蛋，把权力交给戴高乐！吵得部长们都不敢住在家里，只好跑到朋友家去过夜。弗林姆兰的假日别墅早被塑料炸弹炸坏，他只能呆在办公室，靠服用大量的兴奋剂使自己不至于躺倒。

    记者招待会之后又是让人紧张得喘不过气的一个星期。谣言四处流传，人们更加不安。

    5月24日，一个名叫阿里吉的科西嘉人带着萨朗将军签署的执行任务命令，领导科西嘉岛的地方伞兵部队代表公共安全委员会夺取了政权。巴黎的内务部从尼斯派遣了160名治安警察去平叛，结果一到目的地，平叛警察就和叛乱者合二为一了。

    回到科龙贝的戴高乐密切注视着时局。他非常失望地注意到，局势已发展到内战的边缘了，那些政客竟仍不甘心地抓住权力不放。如果再固执下去，请求戴高乐出来防止流血事件的机会就要永远失去了！因此戴高乐打算迫使他们摊牌。

    接下来的两天，戴高乐要萨朗将军就阿尔及尔局势向他个人打一个报告，然后在一个晚上约见了弗林姆兰。两人反复争论了2个半小时，未达成任何协议就分了手。

    但动乱的局势仍在发展。5月26日，内务部向内阁提出报告：科西嘉岛的叛乱行动将于27～28日夜间在法国本土重演，首先是在各省，然后在巴黎举行暴动！内阁对这个消息束手无策，又仍不甘心自动下台。戴高乐得到消息时，真的急了，因为一场无谓的流血已然迫在眉睫！而将军们对戴高乐本人，则一直是怀有敬畏之心，不敢不听他的话的。他当机立断地采取了他一生中最狡诈也是最有决定意义的一手高招。他以含糊的语气，在 27日中午12点半及时公布了一项声明：

    我已于昨天开始采取必要的正常步骤，来建立一个能够确保国家统一和独立的共和政府。

    我相信今后将会继续采取这种步骤，并相信国家将以她的平静和尊严来表示她希望这种步骤得到成功。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出自哪一方面的危及公共秩序的行动，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即使我理解人们采取这种行动时的处境，我也不能表示赞同。

    我希望驻在阿尔及利亚的陆海空三军做遵守纪律的模范，听从他们的司令官萨朗将军、奥布瓦诺海军上将和儒奥将军的指挥。我向这些领导人表明，我信任他们，并愿与他们立即取得联系。

    使人啼笑皆非的是，戴高乐的声明及时制止了将军们的用伞兵部队夺取巴黎的“复活作战计划”，也可以说是制止了一场浩劫，但不知死活的腐朽透顶的政客们，却仍于当天下午在议会以112票对3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支持戴高乐当候选人。”而那位尚在职的总理弗林姆兰看到声明全文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火冒三丈地要去揭穿戴高乐耍的“花招”！幸而科蒂总统拦住了他。科蒂总统这时已完全看清了，而且事实也已经证明，现在就只有戴高乐能挽救这场危机了。所以，当精疲力竭的弗林姆兰不得不交出辞呈时，他当即命人去见戴高乐，要求他就组织新政府一事与国民议会和共和国议会的两位主席协商。

    5月28日晚上，戴高乐如约在圣云街会见了国民议会主席安德烈·勒特罗克埃和共和国议会主席加斯东·莫内维尔。勒特罗克埃对戴高乐怀有强烈的敌意，莫内维尔则支持戴高乐，并向他说明他合法上台的一些必备条件。

    戴高乐要求：给他两年包括立宪的全权，这期间议会应当休会。此外，他希望免掉对两院主席的传统性拜访，也省去与各党派领导人的照例协商，甚至不参加在授权仪式上的答辩。

    勒特罗克埃一听就火了：“你说的这些全都不符合宪法的。从阿尔及尔事件到现在，我对你这个人真是看透了。你有一个独裁者的灵魂，你太热衷于个人专权了！”

    戴高乐冷笑了一下，以他惯用的方式回答道：“恢复共和国的是我，勒特罗克埃先生。”

    接着是一场爆炸性的争论。戴高乐对这些议会政治把戏简直愤怒已极，最后他含着眼泪对勒特罗克埃说：“好，如果议会听你的，我能做的，是让你去和伞兵打交道，我则恢复隐居生活，独自忧伤好了。”说罢三人不欢而散。

    呆在爱丽舍宫的科蒂总统一直等到凌晨，才等到两院主席回宫汇报争论激烈的结果。然后他等到早晨8点钟，感到如果再拖下去，局势就无法挽回了。因为那些不知死活的议员们已经在讨论用常规办法组建新政府了，其结果必然是伞兵部队从天而降！于是他马上起草了一份国情咨文，并于下午3点钟向两院宣读。在咨文中他再三强调存在的内战的危险，并向“那位法国最杰出的人士，那位在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里曾领导我们争取自由，而且在把全国团结在他的周围之后，毅然拒绝独裁制而建立了共和国的那位人士”发出了呼吁。

    全场默默地倾听着。

    于是，第四共和国的命运成了定局。当天晚上7点，戴高乐进入爱丽舍宫，与科蒂总统达成了协议，并发布了一项由他起草的公报。30日，前总统樊尚·奥里约、前副总理居伊·摩勒和社会党人莫里斯·戴克松纳到科龙贝教堂村拜会了戴高乐，改变了观点之后，还说服了他们党的大多数议员支持戴高乐复出。31日，戴高乐按蓬皮杜的建议在拉彼鲁兹饭店宴请了代表除外所有政党的26名议员。6月1日，他又接受莫内维尔的劝告登上国会讲坛，宣读了总理候选人的例行声明。议会以329票赞成、224票反对、32票弃权的压倒多数使戴高乐当选为第四共和国第24届政府、也是最后一届政府的总理。

    他胜利了。

    4.　让戴高乐履行职责吧

    他胜利了，但并不等于他的地位稳固了。12年在野生涯使他深刻地体会到：再伟大崇高的政治抱负，再伟大崇高的责任心，都必须有与之相应的政治地位做基础，否则全是空话。戴高乐的政治抱负是非常明了的，他要恢复法国的伟大形象，使法国在当代历史上起主导作用，领导欧洲，并且打破美国在西方国际关系中的霸权地位。实现这个伟大抱负的前提，是必须由他尽可能长时间地执政。要想长时期执政，一要制服反对派，二要尽力解决第四共和国对付不了的并最终导致它倒台的可怕的殖民地问题。

    在殖民地问题中，最主要的是阿尔及利亚问题。这个问题在法国本土和北非，实际上它在全世界，都激起了强烈的不满。军队和所谓黑脚们只能看到他们与阿尔及利亚之间的情感和血缘关系，戴高乐却必须看到，而且他也已经清醒地看到：非殖民化是个世界潮流问题。民族要独立，人民要自由，国家要解放，戴高乐本身就因此而成为伟人。

    如果逆这个历史潮流而动，法国就有可能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同时，在现实中，阿尔及利亚这个问题，已经妨碍了法国经济和外交的恢复以及军事技术的现代化。他决心使法国从这条死胡同中摆脱出来。

    但是，这个意图决不能过早暴露。他知道阿尔及尔的叛乱分子赞成他重新上台只是想以此搞垮第四共和国；同样，如果戴高乐使他们对阿尔及利亚的永远占有希望落空，他们也将设法搞掉他，戴高乐希望能用建立新的共和机构的办法来先发制人。制人之前，当然得先站稳。他首先任命忠实可靠的德勃雷为司法部长，主要任务是起草一部以1946年6月16日的贝叶讲话精神为依据的新宪法。精明能干的雅克·苏斯戴尔则担任了新闻部长，以掌握新问世的强大的宣传工具：广播电视。

    6月4日，也即戴高乐正式从国民议会获得权力的第二天，他立即飞往阿尔及尔，出现在总督府大楼阳台上。他举起双臂做成法国光复时期常用的v字，向下面无数的白人和穆斯林朗诵诗一样说了这么五个字：“我了解你们！”立即博得了广场上山呼海啸般的掌声。接下来，他安抚性地视察了瓦赫兰、博纳、君士坦丁和莫斯塔加内姆等地，所到之处，他都赞扬了军队，也都紧扣住阿尔及利亚各民族居民之间一律平等这一主题发表了讲话。

    与此同时，他小心地做了非殖民化的第一步尝试：和摩洛哥、突尼斯两国首脑签订了从两国领土上撤军的协议，仅保留了五个战略军事要塞。6月9日，他委任萨朗将军为总司令和阿尔及利亚的总代表；过了几天，又分别任 命阿拉尔将军和马絮将军为阿尔及尔最高行政长官和行政长官。

    人心粗定之后，戴高乐按照循序渐进的战略思想，不时地有计划地暗示阿尔及利亚人民将有“选择的余地”。

    但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惟一能保证戴高乐采取行动的工具就是新共和国的宪法。他清楚地认识到，第四共和国的宪法包孕着毁灭她自身的因素；所以一出台他就激烈地反对她。他所谋求的，是一个强有力的根本。为了尽快实现将军的这一夙愿，司法部长米歇尔·德勃雷和他的由18名法律专家学者组成的立宪委员会日以继夜地工作，在贝叶讲话的骨架上增肌添肉。

    同时，戴高乐亲自组织了四名部长充当立宪顾问，并设立了一个39人的立宪咨询委员会协助工作。

    8月14日，新宪法草案定稿。这个草案规定：第五共和国的总统将通过由议会议员、各省议员及其他知名人士组成的选举团以间接投票选举产生，任期七年。总统有权挑选自己的总理和解散议会。如果政府 （如果国会正在 开会）或者两院共同提出什么特别问题，总统还有权就这些问题组织全民表决。尤其是在严重的危机时刻，根据宪法第16条，总统可以行使全权。简言之，这是一部准总统式的宪法。比起法国过去的宪法来，在借鉴美国宪法方面算是最多。

    此外，关于法国与海外附属国的关系，宪法草案保留了一个可供进一步选择的因素。戴高乐亲自规定：每一个领地都可以自行决定，或是保持现状，作为部分自治的国家加入共同体，或是与法国合并，作为一个海外省份，甚或完全退出法国共同体。如果他们想得到法国的援助和保护，那么他们最多只能地方自治；如果他们还打算自定外交政策，那就必须与法国中断包括感情在内的一切关系。

    为了使草案尽快成为自己行使权力的工具，将军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8月20～29日，将军访问了马达加斯加、乍得、中刚果（布拉柴维尔）、乌班吉沙里（现中非共和国）、象牙海岸、几内亚、塞内加尔、上沃尔特、达荷美、加蓬、尼日尔和毛里塔尼亚，到处解释、呼吁人们投票支持他的宪法。

    在国内，苏斯戴尔则开动了强大无比的宣传机器：用飞机放烟形成空中广告，放宣传电影电视片，到处贴标语、免费发行上千万份《法国全民表决》刊物，敦促人民去投票。

    9月3日，政府通过了宪法草案；4日，戴高乐在共和国广场公开讲演，公布全文并呼吁人民批准。28日，这部草案终于以本土80%、海外95%的赞成票获得通过，并于10月5日正式公布。戴高乐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终于赢得了最辉煌的一次胜利——为开创第五共和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接下来的事便顺理成章了。1958年12月21日，法兰西“各界知名人士”把他们的8万张选票的78%按时给了戴高乐，正式向全世界宣告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从此灭亡，第五共和国诞生！1959年1月8日，新总统正式拜访前总统。前总统用这样的祝词欢迎他：“法国人中的第一位人物现在终于成为法国的第一人了。”在人们“谢谢科蒂”和“戴高乐万岁”的欢呼声中，他们并肩乘坐总统专车前往凯旋门，按传统去向“无名战士”致敬。

    现在，戴高乐终于可以专心致志地拔掉阿尔及利亚这个定时炸弹上的雷管了。穆斯林领导人已于1958年9月19日宣布把民族解放阵线组织改为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他们的政治态度一如戴高乐，也是不低头，不妥协。戴高乐却希望通过调停谈判，和平解决。为此，他做了许多微妙的准备工作，首先是尽可能多地调走那些坚持“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思想的军官，或解除他们的军权。他任命最具潜在危险的萨朗将军为国防部最高检察长，提升他的副手莫里斯·夏尔将军继任总司令。接着调动或强令退休1500多名中高级军官。

    为了缓和穆斯林分子的不妥协态度，在爱丽舍宫1月8日举行的新总统就职典礼仪式上，他讲了几句预示性的话：“一个和平和革新的、按照自身的方式发展其个性、并同法国密切联系的阿尔及利亚，将有其选择的地位。”

    五天后，他主持了一次内阁会议，宣布了一些范围广泛的宽大措施：大约7000名嫌疑分子可从阿尔及利亚的俘虏营中获释，180名被判死刑的人将缓期执行。同时被关在巴黎桑泰监狱的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本·贝拉的对手、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党的年迈领导人迈萨利·哈杰，则被从贝尔岛的拘留所里释放，并随即被送到巴黎郊外的寓所里。

    在随后的会议、各省视察和讲演中，将军不断地暗示他的阿尔及利亚政策，把海内外法国人的注意力和思维方式慢慢往“阿尔及利亚是阿尔及利亚人的阿尔及利亚”方向引导。他告诉军队：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作战是“一次毫无结果的斗争”，仅仅赢得战争是不够的，欧洲人直接统治的时代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没有阿尔及利亚人的同意，在那里什么也办不成。他严厉地警告军队：“你们不是为军队自身谋利益的军队，你们是法国的军队。

    你们的存在仅仅是为了法国，并为法国效力。就我的职位和责任来说，我必须要求军队的服从。只有这样，法兰西才能生存下去。我相信你们会这样做的，我代表法国感谢你们。”

    9月16日，戴高乐发表电视讲话，首次公开冒风险提出“在恢复和平后四年内让阿尔及利亚人自决”问题，并把这种“自决”解释为三种选择：分离、一体化、内部自治。他明白无误地说：在阿尔及利亚人能够决定他们的命运之前，撤回在阿尔及利亚的法队，这点必须包括在条件以内。

    在11月1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戴高乐又重申他关于自决权的建议，并提出确保愿到法国会谈的民族解放阵线任何代表的安全。他的政策，使五个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极端分子组织惊惶不安。他们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总统的政策。民族解放阵线也趁机制造事端，制造残杀欧洲人的恐怖活动，使局势益加混乱。驻军伞兵司令马絮将军轻率地对新闻界说“我们再也无法理解戴高乐的政策了”，并说军队永远不离开阿尔及利亚，1960年1月22日，他被召回巴黎并解除了一切军政职务。这一事件成了一场大动乱的导火索。

    1月23日，国民议会代表皮埃尔·拉加亚尔德身穿伞兵制服，率领一群示威者占领了阿尔及尔大学大楼，其他示威者则由一个叫让—雅克·絮西尼的学生领袖率领，高呼“绞死戴高乐”，扒开街上的铺路石来设置街垒、路障，声称要坚持到马絮将军回到阿尔及尔为止。

    就戴高乐好斗的性格来说，他是喜欢这种挑明了干的局势的。29日，他颇含深意地穿着准将制服，发表电视讲话，表明了自己愿意看到阿尔及利亚人自由地决定他们命运的态度，宣称在过去20年中，他一直体现了“国家的正统”，所以，“在不得已的时候，必须用武力恢复公共秩序。”

    1月31日，经过一通宵谈判，叛乱分子投降了，拉加亚尔德·絮西尼等头领被捕并被用飞机送往巴黎受审。2月2日，国民议会通过一项法案，授予政府一年的特别处置权。接着，戴高乐改组了内阁，并在阿尔及尔开始了大刀阔斧且范围广泛的改革，包括重组警察，解散曾支持叛乱的本土防卫队，撤销主管心理战的国防部第五局，同时宣布大部分极端主义组织为非法。

    制服了法国移民中的极端分子之后，还得制服军队里的反对势力。这股势力更强大更不好对付。戴高乐的对策是先极力做说服、软化工作，不到最后不摊牌。经过了长达10个月的缓冲时间后，他又走出了深思熟虑的一步：

    在11月4日的一次对全国的讲话中，他第一次使用了“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一词，是颇有特色地用在否定它本身存在的上下文当中的。他说：他不能接受叛乱领导人提出的“阿尔及利亚共和国政府”的要求，这样的“共和国将来有一天会存在，但至今还从来没有存在过”。这种暗示性的讲话，使卷入阿尔及利亚事件中的各种力量进一步两极分化。

    接着，按照既定战略，戴高乐决定就是否赋予阿尔及利亚自决权一事进行阿尔及利亚和法国本土的全民表决。为最后的结局铺平道路。1961年1月8日举行的全民表决，清楚地表明了历史的趋势：本土76%、阿尔及利亚70%的选民赞成戴高乐的政策。

    这就把军队内部的反对势力逼入了绝境，他们只能孤注一掷了。1961年4月22日，驻阿尔及尔的军官们发动了一场武装政变行动。军官们逮捕了一些行政官员，占领了主要公共建筑物，并且发表了文告，声称：“凡直接参与策划放弃阿尔及利亚和撒哈拉的任何个人，将被逮捕，并提交为审判危害国家安全罪而即将设立的军事法庭……”

    这是对戴高乐权威的一次最大胆的挑战。戴高乐不无伤心地注意到，在策划和领导这场叛乱的五名上校和四名将军中，领头的竟是莫里斯·夏尔！

    戴高乐决定运用他的个人权威来面对这次挑战。为了使那些背叛的中级军官们有机会悔改，他派遣新任内务部长和国防部总参谋长冒着生命危险，于反叛文告发表几小时内到达阿尔及尔；同时，他行使宪法第16条赋予的特殊权力，切断了通往阿尔及利亚的一切海上和空中的交通，并宣布处于紧急状态。

    接着，他让官方宣布，他将于4月23日晚8点发表电视演说。如同1960年1月那样，戴高乐将身穿两颗星的将军服（虽然按军衔来说比违抗他的人低）出现在屏幕上。他要以这样的视觉形象来提醒人们记住军事权威和军人服从的传统。

    23日晚，他如期露面，态度强硬地谴责了这次叛乱。他说：“这样，国家受到愚弄，民族遭到藐视，我们政权不稳，我们的国际威望下降，我们在非洲的地位和作用受到损害。这是谁造成的呢？唉！是那些应该以其职责、荣誉和智慧来服务和服从的人所造成的！我以法兰西的名义命令，必须采取一切手段，我重复一遍——采取一切手段，布下天罗地网，直到把他们一网打尽。”

    与1960年1月那次一样，戴高乐的个人魅力又发挥作用了。24日，叛方的势头开始减弱，军心动摇了。25日，曾支持过夏尔的军官们断定，他们是搞错了。下午，夏尔决定停止造反。第二天早上，他投降了。接着，另一位造反将军泽勒也投降了。剩下的萨朗、儒奥两位将军以及秘密军队组织的几位上校们一起转入了地下。